上午，政事堂里，宇文温及三高官官正听取汇报，做汇报的官员，目前隶属于山东治水使司，奉治水大使、尚书右仆射郑通之命，向天子及政事堂诸公介绍黄河灾情。

    黄河汛期洪峰已经入海，这意味着此次汛期接近尾声，从总体而言，中下游地区已经平安，这样的结果，是大家事前没有想到的。

    朝廷事前的预计，是下游部分地区开闸泄洪，牺牲小我、保全大我，而黄河沿岸各州郡奋力防汛、抗洪，加上这十来年修筑的河堤及各类水利设施质量不错，才有了抗洪成功的好结果。

    但是，洪水过后，防疫、赈灾的工作依旧要做好，虽然黄河水没有肆虐沿岸地区，但频繁降雨依旧造成部分地区内涝，当地河流水位上涨，也造成了一定的人员及财产损失。

    灾民需要赈济，而疫病也需要防治。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是千百年来无数血泪凝结成的经验教训，所以山东治水使司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督促各地防疫、赈灾，所以此刻身处政事堂的官员，也要向天子和三高官官陈述接下来的防疫工作内容。

    宇文温拿着资料，听着讲解，又看向绘着黄河下游地区形势的舆图，陷入沉思。

    如果他没有记错，现在的黄河应该处于“安流期”，像今年这种大洪水，出现的几率很低，也就是说，今年黄河爆发大洪水后，很可能往后十几年都不会再有了。

    所谓黄河“安流”，指的是黄河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水文现象，那就是自东汉起，到北宋初，长达近八百年的时间里，黄河很“安静”，基本上没有频繁的水患，也没有改道这种大灾难。

    黄河就这么“安稳”流淌了八百年。

    这个时期的黄河，和宋以后那暴虐的黄河相比，仿佛换了个“河格”一般。

    对于黄河在这一时期的“安流”，后世学术界多有论证，宇文温不是水利专家，当然不太清楚具体细节，但得益于发达的传媒，倒是有些肤浅的了解。

    从有历史记载即殷商时代起，到秦以前，在这千年时间里，史籍中关于黄河决溢改道的记载很少，这可以认为，在先秦时期，黄河是很“安静”的。

    当然，这种“安静”是相对而言，不是说这一时期黄河就没有水灾，相反，在春秋时期黄河下游就改道过。

    到了西汉，黄河开始躁动，从史籍记载就能看到西汉时期黄河水患频仍，甚至出现了五次改道。

    这一状况，持续到东汉，东汉朝廷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治理黄河，治水专家王景主持这项庞大的工程，指挥数十万人修建各种水利设施，最后终于将躁动不安的黄河“安抚”下来。

    这次安抚，让黄河“安静”了近八百年。

    虽然这期间，黄河也发过大水，若单纯以频率而言，并不比西汉时期少，但水灾的严重程度却远低于西汉时期。

    而且，这八百年中，还包括了南北朝、晚唐藩镇割据的漫长时期，当中原战火纷飞的时候，没有中央朝廷来治理黄河，黄河却还那么“安静”，可见东汉王景治水的功劳有多大。

    这一切，到了北宋时戛然而止，那时的黄河，下游部分河段的河床甚至已经高过地面，成为悬河，于是开始不安分起来。

    黄河安流的局面，就此一去不复返。

    想到这里，宇文温有些感慨，感慨的是很可能在他的“任期”内，像今年这般大规模的洪水极有可能不会再发生，感慨的是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最后使得本来已经安静下来的黄河暴躁起来。

    黄河为什么会有八百年的安流，学术界有争论，若单纯把功劳全归于王景治水，好像说服力不足。

    但对于北宋时起黄河暴躁的原因，大家的意见倒是相对统一：

    自唐以来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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