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自知也没那么个本事，可无论如何胥吏阶层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必然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而既要治标又要治本，他以为还得从制度上来想办法，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又能保证各方利益的规章。

    在历代的律法构建中，赵昺觉得唐朝最值得学习。虽然自唐太宗以来时有政变不时发生，但是唐王朝并没有出现衰败的气象，直至迎来开元盛世。他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唐初确立的清明吏治以及制度化运作，以儒学思想为标准涵养官员德行，在唐代也是非常重视官员的德行。而所谓官德，并不是简单的品德培养，实质上还是一种价值观的养成。

    从唐太宗开始，坚持以儒家思想教化官吏，并认为德行影响吏治、吏治关系王朝兴衰。唐代的法律制度、考核制度、监察制度等，都是在这一理念下建立起来的。从唐代的实例来看，价值观的养成是有成效的。直到中唐以后，白居易还说：“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这种影响力清晰地体现在制度上，也反映了价值观的稳固。

    唐律对于官员没有恪尽职责的各种行为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标准如何、违反规定的程度以及受到的刑事处分都明确清晰，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有规章自然就要有监督，唐朝建立起了垂直有效的监察制度，御史台长官直接对皇帝负责，且朝廷对御史选任非常重视，其有权直接弹劾包括宰相和御史台长官在内各级官员，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也无须向地方长官通报。

    此外唐代制定了严格的审计制度——勾检。勾检制度涵盖全国各部门及各级地方政府，每旬、每月、每季、每年都有勾检。这对于提高官员工作效率和管理公文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也有利于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问题、随时纠正错漏。严格来看，勾检制度是监察制度的一个部分，但又有着较为独特的工作形式，是治理懒政官员十分的有效方法

    一想到法律，赵昺就不止是脑袋疼了，而是脑瓜仁都疼。因为至今大宋都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典，且极为混乱。加上蒙元入侵各种典籍丧失殆尽，毕竟战乱之时逃命是第一位的，没有谁还想着带着那些沉重又‘无用’的书籍。这就导致行朝一直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大家都是根据惯例，或是散乱的条文来行事，毕竟没有谁能将诸多的条文都记住。

    在生死存亡之际，也没有人去顾虑这么多。行朝也就成了上头怎么说，下头便怎么做。而一旦起了争执，也无据可查，你说典律中有此规定，我说没有，可又查无实据，都成无头官司。到琼州后，赵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也曾想重新编撰，可此事做起来不是一句话就能办到的，而是一项浩繁的大工程，只能由各部根据形势变化出台些临时管理办法。

    所以如今比较完整的律法，只有赵昺主持修订的军法，对军中各项事务做了完整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但按照传统这也不能算作律法，也只是暂行规定。其它方面的律法则仍处于自行其事的状态，可以说十分混乱。不过大宋朝的律法向来如此，大家似乎也习以为常，只是他自己麻烦些，打起官司来都得找他来裁决。

    严格的来说，大宋朝根本就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典。在中国法律史上，宋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法典，有的只是一部“抄袭”唐律的宋刑统。由于在宋朝和唐朝之间有了一个混乱的五代十国，所以宋朝继承的法律名称没有沿用唐律，而是沿用了后周的“刑统”名称，结果就有了特殊的宋刑统。而采用唐律，主要是为了其象征意义，而不是为了其内容。

    因此宋刑统成为基本法典，而一般性法律，则通常都以“编敕”的形式出现。编赦。宋代的敕是指皇帝对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于律，成为断案的依据。编敕就是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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