涞源一役以后，八路军独立师在作战总结中对攻坚作战的费效比并不满意。虽然但从伤亡人数上来看，和日军一比一的人员损失比几乎是抗战以来少有的胜利，但是对八路军这种穷人而言，武器弹药损耗和人员损耗几乎是一样的麻烦。这一仗几乎是险胜，要不是部队在三甲村和东团堡缴获了一部分的弹药，独立师在必然会放弃总攻、甚至有被日军衔尾追击的危险。最后算下来，缴获的步枪只比战斗消耗多七十支，机枪多了十一挺，子弹只赚了一万余发，炮弹和掷榴弹处于严重亏本状态！唯一算得上大赚的只有掷弹筒、粮食和炸药三项，再有就是那四十来个日军俘虏。

    可是八路军总部和延安却不这么认为！从全局上来看，这一仗无疑大大提升了八路军的政治地位，尤其是日军放弃涞源县城后，这一带从游击区变成了根据地，这是抗战以来日军不多的退却行为。从军事上来看，日军以后再组织大队级别兵力深入根据地扫荡时就得掂量掂量。没有两三千号人就有可能被全歼，如此一来，日军扫荡的频率也会低很多，这对根据地内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涞源一战同样鼓舞了抗战前线的杂牌部队，日军对非黄埔系部队的策反工作就没停下来！有很多地方实力派也确实在和日本方面暗中接触。对于他们而言，为了部队的生存、为了手中的兵权，万般无奈之下，投奔日本人也不是不可以接受。这次八路军把日本人挤出涞源地区为他们提供了另外一条出路，其实和延安方面合作也不是不能接受的事情！

    赵诚对涞源一战的看法自然多一些。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够撬起地球！”他没想到自己那几十门九二步兵炮居然就是改变华北战局的支点。如果自己提供的物资再多一些，估计华北的局势肯定会更好。

    当晚，刘富贵就在索伯特银行重庆分行得到了一个信封，照例由孙娟送到金汤街的“星临轩”。然后这个信封被辗转送到曾家岩50号周文正公手里！

    当信封打开时，纵是几位见多识广的领导都吓了一跳。那是十几张数额不等的支票，加起来足有一百万美元，从开户行多达十几家，所以安全上是没有问题的。

    不论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的根据地都不富裕，民贫地瘠、条件恶劣，以今年前八个月为例，延安方面的总财政收入不过770万法币，预计全面也不会突破1100万。所以中央早在抗战之初就制定了“力争外援、修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抗战”的总财政经济方针。?

    这几年，国民政府的军饷、海外侨胞、国际友人和大后方朋友的捐款一直是是财政收入的大头。

    以去年为例，根据地的税收不过65万8千法币，没收的款项约为9万5千，罚款是1万9千元，行政收费土地登记及其他2万4千元。而外援却达到了566万4千法币，数额占到延安年财政收入85.79％。算来算去还有大约5%的缺口不足的部分，以至于部队不得不在扛枪打仗的同时设法做些生意。

    苏联方面也提供过一些帮助，但只是私下的、秘密的。自国共合作以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曾向斯大林汇报过延安方面财政困难的情况，但斯大林只同意提供五十万美元的援助。虽说还分几批提供过四十多吨武器弹药包括步机枪和弹药，如果全是七九子弹，大约是一百三十万发，但这些钱物队伍庞大的八路军、新四军而言，顶多起到象征性的意义。

    种种迹象表明，斯大林不愿意为帮助延安方面而与重庆政府发生不愉快，据说斯大林甚至不愿意抽出时间与季米特洛夫讨论对延安方面提供经济援助的事。虽然今年年初中央还向共产国际递交过财政预算，里面连培训游击队和部队经营生意的信息都一一列出，可斯大林的态度依旧不冷不热，他拢共只答应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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