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在宫中服役的更兼倍于此。灵帝的贪婪更胜过桓帝。他把原有的卖宫制度扩大执行，每品宫都有定价。如果买官的人，当时拿不出钱来，还可赊欠一下，到任后再加倍缴纳。当时地方官吏贪污成风，“官非其人，政以贿成”。各种类型的地主包括贵族、世家大族、地方豪强、富商等，无不广占田地，役使农民，敲诈勒索，奢侈逾制。由于地主阶级进行竭泽而渔的剥夺，广大人民群众纷纷破产逃亡，饥寒交迫，求生无路，只有起来进行反压迫斗争。并要求曾炩也跟着他们一起反抗残暴的朝廷。

    曾炩郁闷了，妈的，要是皇帝老儿不卖管，老子现在还是一个平头小老百姓呢！这不是指着和尚骂秃子吗？真是岂有此理。

    曾炩虽然同情黄巾军，同情张家兄弟，但是，他不可能跟着他们造反。他是有理想，但是他不会采取和黄巾军一样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理想。

    曾炩知道，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并不能使封建统治者有所收敛，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人民搜刮。

    后汉书卷31贾琮传言：“时黄巾新破，兵凶之后，郡县重敛，因缘生奸。”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也言：“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

    中平二年（185年），灵帝为了修宫室和铸铜人，增收天下田赋，每亩多出十钱。并令太原、河东、陇西诸郡输送材木、文石。运抵京师后，宦宫验收时，百般挑剔，折钱贱买，十才酬一。而调发不已，来回折腾。结果，材木搁得腐朽了，可是宫室连年修不成。刺史、太守也趁机打劫，增派私调，百姓承受不了，怨声载道。

    灵帝规定凡是新任和调职的郡守等官都要先到西园缴纳助军修宫钱，然后才准到任。有些比较清廉的官，宁愿不去上任，也不肯出钱。可是朝廷不答应。硬逼着去上任。当时有位新任命为矩鹿太守的名士司马直，“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司马直忿慨地说：“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终于“吞药自杀”。

    汉灵帝原是河间国的解渎亭侯，因桓帝无子，被迎入为帝。他生母董太后是有名的敛财婆，灵帝更采取各种办法搜刮民脂民膏。除了吞占郡国贡物和增加田赋及铸钱、经商、卖官以外，还“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仞积堂中又于河间买田宅，起第观”。他把许多私财存放在宦官家中；设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统帅，于是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统治者倒行逆施，所招致的后果只能是农民的不断反抗。

    后汉书卷71皇甫篙朱朱儁传言：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氏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唒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便者言飞燕，多髭者号于氐根，大眼者为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

    另外，青、徐、并、幽各州也都有黄巾余部崛起，而凉州北宫伯玉、李文侯、边章、韩遂等领导的反抗斗争历时最久，使东汉政府疲于应付。这样，东汉政府便不能不加强各州刺史的职权，使其兼管军政财赋。有的地方更设置州牧，使朝廷重臣出任其职，以便让他们更有力地联络地主武装，随时镇压农民起义。这样也增加了地方的独立性，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

    当然，曾炩不可能告诉张宝这些，只是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说道：“我身为大汉臣子，就得为大汉尽忠。你就不要浪费唇舌了，你不可能说服我的。”

    张宝气苦，这家伙怎么就这么拗呢，他不是对百姓很好，也很恨贪官吗？他应该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啊！

    曾炩可不管这些，说道：“我们就不要再打什么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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