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了让步。

    前来传旨的是中常侍段珪，他告诉了曾炩在朝廷发生的事情。曾炩当然知道这是人家在向他邀功，自然是闻弦而知歌，重谢了段珪。曾炩还让段珪给灵帝和十常侍的其他人带去了谢礼。段珪在看到了曾炩送给他的丰厚的谢礼后，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高高兴兴的离开了无极城。

    对于士族门阀对自己的百般排挤打压，曾炩很是不能理解。曾炩自认为和他们没什么交集，也未曾得罪过他们。

    郑玄对曾炩说出了这其中的奥秘。

    郑玄道：“在本朝，读书人之间一直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争执。一直以来，本朝的国学都是今文经学。但是最近几十年来，古文经学人才辈出，威胁到了今文经学的国学地位。让研习今文经学的当朝士族大臣很是忌讳。而曾炩家世世代代都是研习的古文经学，郑玄和他的老师马融也是研习的古文经学，这就导致了曾炩和当朝的士族大臣不对路。现在，曾炩家更是走上了士族门阀们严重鄙视的经商之路，而曾炩更是通过中官买到的中山国国相，被士族大臣视作了中官一系，这是和士族门阀们严重对立的。在这么多原因之下，士族大臣要是再不打压曾炩，那就不是他们的性格了。”

    曾炩总算是明白，为何这些人会如此憎恨他了。不过，曾炩对所谓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争执又不明白了。大家都是儒家，为什么还要分这些呢？

    郑玄解释道：“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传授经典的学者，所持底本是用战国时古字写的即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便是‘今文家’。”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是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成帝时，刘欲发现古文春秋左氏传，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亲见孔子，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穀梁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刘歆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但因为在西汉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因此，刘歆的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反对，未能成功。也因为此，才有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而“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是古文经师加给立于学官的经书、经说和经师的。

    经今古文学之争虽始于西汉末年，但其争斗的高峰却在东汉。而在这场斗争中，却是古文经学日益抬头，在民间流传甚广，并逐渐占据优势。直至郑学起，经今古文才。趋近混于一同。到清末，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强调“经世致用”；古文经学近于史学，讲究考据。在东汉，两者之间还有有神论与无神论、政治与学术的区别。但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今文经说有异说，古文经学中也有异说，谁也不能算解释五经的权威，更不能说谁得了孔子的真传。

    东汉时期，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其实质问题是谁是经学的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的思想。今文经学既已立于学官，士子也依赖学习今文经入仕，朝臣又通过学习今文经而获位，因此古文经学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学术一旦跟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学术问题也就成为政治问题了。正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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