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孩子,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们,最后就是沾亲带故的王爷郡主之类。
第二阶层:首先是传承起来的大家族,孔家之类,世代为官的家族,其次是高官,当了宰相之类,通过个人奋斗将家族势力提升到这个程度,但是比起那些传承良久的大家族还是差点的,不过高官们相互姻亲,也结成根蒂盘固的关系网,再次是普通官员,算是沾点权利阶层的关系,包括举人、员外。
第三节阶层:首先是耕读世家,秀才举人之类,有点名望,又或者大商贾,乡间官吏,不用交税,其次是中等人家,有田地,一家温饱无虞,再次是佃户,地是别人的,只能做长工短工。
王朝的秩序,其实也是井水不犯河水,不仅官不与民争利,而且皇族也不会跟第二阶层争利,否则权利的架构就会不稳。
随着朝代的发展,三个阶层水乳交融起来,第一阶层和第二阶层会迅速庞大,后期之所以出现考中了进士还要交银子才能当官,主要就是备选官位没那么多,第二阶层太过庞大的关系。
按照生物学的观点,人们的碘含量摄入不够,甲状腺激素不足,甲状腺就会扩大,称作大脖子病。
而权力阶层的扩大,那么需要的职位和俸禄也就多了,故而机构的臃肿也是必然,财政支出也多用于养兵和官员俸禄,以宋朝财政之多,大多也用于此。
而第一阶层和第二阶层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义务也在减少,比如交税。秀才可以免一人的赋税,举人可就多了,慢慢百姓就把田产寄托在举人名下,而国家的田地增加却是有限的,故而赋税是先逐步增加,到了中期之后便不再增加,甚至逐步下降。
以盐税为例,明初朱元璋时有上千万两税收,到了嘉靖的时候,只有一百多万两,是逐渐递减的。老朱的时候无人敢贪污,可是官员处处要用钱,于是后面皇帝也多能体恤,官员便一点点减少赋税。也不是全是自己花,总督阅兵之后奖励表现出色的将士,得自己掏钱,钱从那里来,只能从这地方来。
国用不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士兵欠饷,官员欠奉。京官看起来威风,其实大多数底层官员都是靠借贷过日的,外地官员来京拜访老乡,走的时候要留下十几两银子给人家贴补。一户十几两,走的多了,那就上千两了,这笔钱靠官员俸禄是不行的,于是就通过账面转化到了公账上。曾国藩能够出任浙江考官,心中大喜,按惯例能够得到上千两银子,足以把京城的债给还了,算是当时默认的程序。
海瑞从浙江淳安县去趟京城述职,只花了五十五两,按照汇率算,一两银子上千文,一文钱相当于5毛钱,大致是27500元(不考虑通货膨胀),在当时算是绝无仅有。虽然海瑞兄很清廉,但是去拜见同乡绝没留下点银子,或许只带点水果去,京城的老乡绝不开心。
海瑞如此清廉,自然肥了国家富了百姓,当地的下属生活水平直线下降,海瑞自己都过得苦巴巴,自然不能接济亲友,所以为官做到这种程度,上面人欣赏,可也知道刚不可久。
其实官民是有一定比例的,比如一百个人里有几个官员,其实是有比例的,多了养不起,算是红线了,可是到了中后期,红线屡屡报警。
所以王安石也好,张居正也罢,为政总少不了精兵简政,增加国库收入,减少国库支出,一来一去,肯定要损害第一阶层、第二阶层的利益,而国家的发言权就在他们手上,所以抗力很大。
而皇帝是第一阶层顶端,目的是维稳,自然会支持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重塑金字塔,将多余的削去,增加第三阶层人数,自然引起的怨恨最大,所以执行的时候总是很多冲突。
明朝首辅杨廷和,当政的时候下岗分流了一批人,把人得罪死了。后来杨廷和卸任,儿子杨慎被免官发放,于是就有人收买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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