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志龙既然明白了自己先前的失策，索性当即召来于世昌、钱正、孟昌、金炎等人座谈。谭晔虽是新附，也同样召来。他诚惶诚恐，座谈中不免言行谨慎，不敢轻言。

    论对身外之物的态度，孟昌类似于志龙。不过他听到孔英的建言后，也附和孔英的意见。

    孟昌率性洒脱，常不拘礼节，在曲阜就素不被孔家望族所喜。如今孟昌投军，眼见靖安军内所闻，俱是新鲜，很快被于志龙的志向和规矩折服。

    深夜蒙召，孟昌不惊不喜，见于志龙眼光看来，遂俯身洒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大人心志高远，非燕雀所能及，属下钦佩之至！”

    众人早知他秉性高洁，突然见他当众拍马屁，俱惊，不由目目相觑，暗道：莫非这人转了心性？

    孟昌接着道：“世上万民，清浊自分。然上清者寡，下浊者众。曲高和寡，非贤者所取。大人操忧军事民生，愿与我军将士、小民共疾苦，削特权，世所称赞，此诚圣人之行也！”

    “然世人有地域之分，德操有高下相较。欲求有万般，更有索求无度之贪念。能如君子警醒自持者，敢问可有一分之数？”

    于志龙默然，答道：“某不敢强求半分。”

    他这是自认：世人万万千，言行真如君子者，凤毛麟角。

    “然也！将军矢志复兴汉室，驱除鞑虏，拯救万民于水火。万兆民众莫不踊跃齐聚于靖安军旗下，甘为大人驱驰奔走，不计生死荣辱。然其根本，多为寻常世人，亦有喜怒哀乐，亦有父母需供，妻儿需养。为人子者，莫不念光宗耀宗，为人父者，莫不望封妻荫子。就是衣食起居，亦盼钟鸣鼎食。此人心本欲，天道使然！属下陋见：大人可可教化之，可法制之！却不可以高德规军、治世。”

    “大人乃靖安军之首，一言一行，重于泰山。若大人一身清苦，为下者纵有声色想法，安敢有念？长此以往，欲想难平，必生祸患！”

    “属下曾读春秋，未闻有国家以德化而征伐胜，以德化传百代者。秦国雄踞函谷而图天下，汉武挥鞭远溃匈奴万里，莫不是励精图治，修文武，定功勋，赏罚分明，方有臣子竭心尽力者。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大人若规矩方圆，法无例外，自然大道通行。”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昌道罢，稽首。

    他说了这么多，核心就是于志龙不能单以德化，还必须兼顾下属的利益诉求，但是要定制规矩，严格全面颁行，免得人心生变。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出自《论语泰伯篇》，因为原文没有句逗，后世的理解就难以统一，句逗不同，彼此意义相差万里。

    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就完全是相背的含义。

    于志龙沉吟良久，叹道：“某常念：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也。”

    于志龙说的是道德经第五十九章。坐下几个士人自然通晓。这篇的核心就是正己，兴农，修德。

    自孔英、孟昌、金炎投附后，于志龙常与其纵谈古今，针砭时弊。对于如何处理治国，于志龙与孟昌的观点最为相近。两人多以为治国根本在于明法，教化核心在明德。对于田烈、谢林、方学等推崇的教化万民，以德为先，革除弊政的观点，于志龙虽有所感，孟昌可是嗤之以鼻。

    对于于志龙的以身作则，苛于待己，孔英赞叹不已，孟昌认为大可不必。

    金炎认为治国需以利当先，因势利导，方为上策。他的家族多为商贾，自幼就与买卖打交道，虽然熟读圣贤诗书，却不是一个纯粹的儒士。

    金炎进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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