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则不然。

    战国时期，百姓的各式税赋约有七成，一千斤粮食要交七百斤。秦祖当政后，减至五成，一千斤粮食可以少交两百斤。朝廷征徭役，依旧是一年二十天，并未加重，可百姓不堪其苦，叫苦连天，是为何也？因为征收徭役的地方是在咸阳，咸阳附近的黔首自然不会受其影响，然秦王一扫六合，一统天下，那些离得远的南方，光是赶路去咸阳，带着沉重的被褥干粮，一趟路程得走八个月的时间。他们背着自己的行囊，告别故土，在这八个月里，只有老弱妇孺留在家中耕作。八个月后，征完徭役，过不了数月，又是新的一年。家中劳丁常年不得归家，永远都在行役的路上。良田只剩老弱妇孺在家耕种。是以，称其繁刑重赋，急敛暴征。”

    写到这里，后边就没了。

    “这与水东县有何关系？”林行远说，“如今已非秦祖时期，徭役何须再去京城？”

    方拭非说：“何县令，数次以各种名目招收力役，却实为私人牟利。除却朝廷规定的时役，一年征役有四至五月之久，所建城楼，修路，皆为商户所需，用以挣取暴利。比秦祖在世，更为恶劣。”

    方拭非拿过他手中的纸，继续往下写。

    “是言，罢马不畏鞭箠，罢民不畏刑法。如此教训，当以谨记。陛下宽仁，体恤旱情，先是免征田赋，又是押送粮米安抚灾民。可水东县令却巧立名目，欺压百姓！前倨后恭，让万民误解陛下爱民之心，灾民水深火热却难以自救，这等人也能任一方县令，简直叫人脊骨发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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