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他要的东西就送来了，来人还是小马。还附带了一封信，祝明霞在信中说：“这次送来五只电筒，三箱蜡烛，公司里面都库房都翻到底了，不知还差多少。我给公司建议，再去进一些蜡烛来。下次再送。”

    贺国荣把电筒分给了韦支书和小马，蜡烛在办公室，集中登记选民。公布选民榜都是晚上进行，正好有用。

    半个月下来，贺国荣四个小村都跑遍了，村与村之间最远有十里，最近有三里，都是山路，对面喊得应，必须下山再上山，一下一上也少不了两个小时。吃水都是水桶挑，塑料桶装满，挂在马背上。吃的以包谷为主，逢年过节有点大米，用包谷和洋芋去下半区兑。有几户人家烤酒，原材料是高粱。烧的一半柴一半煤。山里有煤洞，但出煤极少，个别胆子大一点的人，点了油灯冒险下去，用畚箕拖上来几百斤，烧完了再去。山林里有核桃，板栗，柿子，路不好，运不出去。

    站在韦支书家门口，视线尽处，有间茅草窝棚。在沙子村，他就见到过这样的东西，一年前的事，已经在原地建起了石墙房子，窝棚也拆掉了。

    贺国荣看到窝棚冒出来轻烟，贺国荣心里很不好受。就朝那里走去。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会住在里面，城里没有房子住的都是乞丐，白天漫游讨要，晚上就会在车站椅子上，建筑工棚里，饭店灶台下等处找地方睡。山村就没有那样的条件了。

    贺国荣走到窝棚外面，伸头进去喊：“有人吗？”里面有了响应，是搓动草席子声音。他钻了进去。看见了一个火堆，角落有两根插在土里的木叉子，叉子上搭着两根手腕粗的树棍，就像担架，人就睡在上面。是个老人，很瘦，从木架上起来几乎没有声音，就像一只鸡。老人吭哧吭哧的说话，有一句无一句的。有时候大半句话，有时候有一点声音也没有。

    贺国荣想把兜里的钱拿出来给他，一模钱不多，只有几十块，原来准备乘坐农公车票的钱。想到给了他钱，要是出不去，也办不成事，现在他需要的是米，油盐和衣物。

    回到韦支书家，贺国荣和韦支书说起那个老人。

    韦支书说：“那是个远征军，身上好几处伤。”

    远征军？贺国荣的知识里，对远征军这个词还比较生疏。只模糊地知道一点，远征军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一支部队，从云南边境出去到缅甸，参加那里的对日军作战的里的行动。

    那老人原是是远征军荣誉第一师的，经历过野人山，在松山战场上受伤，他有三处伤，右腿瘸，左眼瞎，肋骨少了三根。他是被送回国来养伤，原来在云桂边界上一个县里面。后来因为隐瞒了那一段历史，被当成了反动派抓起来，坐了几年牢。

    他出狱以后，想回老家去却没能实现，跟着一个狱友漂流到这一带。韦支书当时任民兵连长，带人去撵过他们，撵走了，又偷跑回来。后来，那狱友盗窃被二次判刑，就剩他一个人，住在山洞里。村里有几个老人，经常去接济他，又偷着把他接进村里来住下。他命大，病了几次，发高烧，打摆子，昏迷，都没有死，挺过来了。现在政策改了，把他当成正常的人了。无论怎样，国共两党毕竟有过两次亲密合作，那些过去的历史后人是不会忘记的。他对国家对民族好歹有过贡献，也成了我们我们村的人，已经分了一棵好树，等他死后作为棺材，也给他找好了地块，就在后山上，紧挨着韦支书家祖父和父亲的坟头。韦支书说，今后他过世，埋在那里就由他韦家来管理。

    贺国荣又给家里写信，叙说了老人的情况。过了几天，邮局寄来了一个大包裹，里面是他穿过的衣服，全都洗干净在太阳下赛了一整天，散发着香皂的气味。还有一套全新的铺盖。还有一个信封，里面有三百元，附了纸条，上面说：给老人照个相，回家来放大做个镜框，留作纪念，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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