亘古至今，隶属圣人贤达的书写文字或日常言语，都可以笼统地称为“文章”。单从字形出处上，或文或章，是指他们本身具备的色彩斑斓的符号印记。所以说，由字词章句构筑的“文章”，又怎能没有赏心悦目的绚烂色彩呢？

    水性阴柔，一旦风吹草动，虚静的水面，即刻泛起细微的涟漪；树干阳刚，遭受敲打创击，远端的花萼，随即出现轻微的颤抖。文采与文章的关系，如同波纹与水面c花朵与树木一样，由此知彼，交相呼应啊。虎豹外皮，如果去掉毛色，和狗羊的没有多少差别；犀牛皮毛，虽然无色，却需要刷上漆料，倍加爱惜，因为太过稀缺珍贵。与此雷同，文章篇籍也需要依傍辞藻的色彩魅力，得以显现质地的奇特优良。无论叙述的性情灵动，还是描绘的器物万象，抑或剖析思想轨迹，或者勾画道德理想，若要达到彪炳千古的目标，又怎么能够离得了文采飞扬的宣贯广播呢？

    追溯以往依傍文章而立世扬名，并已经达到功利目的者，究其根本，他们必定包含着如下三个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决胜因素：一是在形式上，文章存在“五色”变化；二是在声韵上，文采包含“五音”韵致；三是在情志上，文理拥有“五性”品德。

    那么何谓“五色”？《左傳桓公二年》上讲：“火龙黼黻，昭其文也。”其大意是：官员服饰上火c龙c黼c黻的图案，是他们身份和地位的符号。因此，文章也要具备“青c黄c赤c白c黑”五彩斑斓。之所以如此，不仅是追求形式上的璀璨耀眼，更重要地显示内在质量的优美丰富。

    何谓“五音”呢？古代《韶乐》《夏歌》，必须调和“宫c商c角c微c羽”五种音韵，才能保证产生悦耳动听的声音。同样，文章的字词文句，从节律强弱到字数排列，于阅读浏览之际，唯有阴阳顿挫而又婉转流畅，才能实现和谐达功。

    又何谓“五性”呢？所谓文章情志，虽说千姿百态，但在道德伦理上，始终离不开“仁c义c礼c智c信”五种个性品质。

    显而易见，当探讨和阐述文章之所以能够获得最终成功的道理时，像上面有“3”个方面上，最终又都归结于“5”种因素的观念，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实上，这恰好说明在自然界中还存在一种使然而又必然的数理规律罢了。

    《孝经丧亲》上讲，孝子在服丧期间，言辞话语不需要咬文嚼字，更无须苛求文采飞扬。而这种教诲的另一面，则是强调在日常生活言语中，君子还是应该斟词酌句，更需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老子一贯谴责华而不实的言辞，甚至断言“美而不信”。然而五千言《道德经》，却是何等华丽精致，完全不粗陋啊。在《庄子外篇天道》中，特别指出，若用言辞“辩雕万物”，既不用乖巧取悦别人，更不能沾沾自喜。但是，这其中所要强调的还是辞藻修饰的积极功效。另外，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面，尽管也谴责“艳采辩说”不如务真求实，却又从侧面提示“巧言令色”很能蛊惑人心。因此，如果论证艳词丽句在文章中利弊得失的价值意义，像庄周和韩非不但有鲜活的例举说明，并且剖析的足以叹为观止了吧。所以说，研读《孝经》《道德经》，即可懂得，文章质地的好坏，取决于性情志趣的高低；而读习《庄子》《韩非子》，随即明白，辨别道德的是非对错，并不排斥据理力争和文采飞扬啊。事实上，毋庸置疑，无论探寻泾水还是渭水的源头，亦不管驰骋在正路还是邪道，原本都可以驾驶同样神采奕奕的宝车骏马，这犹如胭脂粉黛用于乔装打扮，亦如眉目传情增加妖冶妩媚一样，归根结底，辞藻无论多么华丽绚烂，终归只是用于言语文章的修饰装扮，而辞章义理若能够真正达到感人至深的程度，仰仗的还是作者的性情气度和壮志胸怀。若用织布来做比喻，情志就是文章的经线，而辞藻则是文理的纬线。只有经线中正，才有纬线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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