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悬车，临淄城响起了鼓声，鼓声缓和而沉闷。这是城门关闭前的信号，一旦鼓毕，城内城外的门、亭必须关闭，道路上如果还有行人，就要拘下问其故、治其罪。

    都城乃一国之重，都城的防御从来都是严苛细致，只是临淄已经五十二年未经战事，君臣权贵生活日渐奢华，城内不单白天开市，晚上也开市，鼓声响起时各市一片喧嚣，大市中的商贾仍在交易，十三道城门关闭了十二道，只在城东留下一道闾门供来不及出城的商贾出入，因此留门的时间很短。

    与楚国郢都不同，楚国郢都东城贵而西城贱，王城也偏向东城。临淄则相反，临淄王城一开始就靠城西，田氏代姜后，放弃原有宫城，拆除西南角的城郭，在西南新筑一小城。小城周长约十八里，其一半在大城之内，一般在大城之外，与大城彼此隔绝。

    一城有两座宫城，大城并不是一个规则的长方形，西城墙、南城墙规整，东城墙因为缁水的关系，城墙多有波折，到了东北角甚至内凹，以避让缁水在此处的弯曲；北城墙东低西高，至西城数里处才拐弯内收，变倾斜为水平；加之公私工坊有多，以致城内颇为拥挤。

    夜幕降临，白日的喧嚣不但没有收敛，城内反而响起了更多的乐声。富贵人家不敢逾越等级，用膳时吹竽鼓瑟、奏乐欢舞，奢华并不比王宫落后多少。城北、城中各处工坊有依稀灯光没有舞乐，齐国能衣带冠履天下，靠的是无数织工绣娘日夜不停的劳作；

    唯有西城到了夜里往往无声无息，甚至连灯火也不见，可能的娱乐就是聚在酒肆、食肆、斗鸡场外，听听里头喝彩叫好，沾染些别人的热闹。不过这段时间，西城的贫民有了一个新去处，那便是稷下的学子会到西城讲学。

    “……楚国之政，庶民可立于外朝。外朝之上，不仅可议国危、国迁，亦可议律法、赋税、兵事、祭祀，乃至劳役、粟价。”黑暗中谁也看不清讲话之人的相貌，但皆感染于他的气势。

    听闻外朝甚至能议论粟价，围坐之人呼吸当即变的急促。有人怯生生的问道：“敢问先生，楚国外朝可议粟价，粟价可降否？”

    “自然可降。”说话之人不是什么先生，而是学生，叫伏生。他最开始也恨极楚王的跋扈，尤其是誉士杀人不死，但不知从何时起，鼓吹楚政已是诸多稷下师生的共识。楚政虽然不好，但相比于三晋乃至齐国，它又要好一些，尤其是庶民组成的外朝。

    “楚国与秦人大战三年，然楚国粟价从未及两百钱，何故？楚国不以粟牟利也。战后楚国夺秦人敖仓，敖仓者，积粟如海，若供齐人而食，可食三年。然为农人计，楚国粟价仍未降，此皆农人于外朝所议也。农人要粟价涨，百工要粟价跌，故而楚国粟价恒为五六十钱。”

    “五六十钱？！”众人一片惊讶。齐国粟价是列国中最贵的，能媲美的估计只有燕国。五六十钱的粟价有，但很少，收粟的时候就是这个价格，其余时候粟价常常超过五、六十钱，春天青黄不接，不少年份要到百钱。这当然与齐国发达的商业存在必然的联系，临淄多佣工，这些人买到的粟是最贵的。

    “我齐国之政，常以粟、币敛财，百工日夜劳作，所得仅一日之食。农人一年劳作，官府收粟，其价甚廉，又有盐铁之加、口户之奉，一年辛劳仅能果腹。若齐国可行楚政，国事皆议于外朝，庶民可定粟价，此方我等之福也。”

    稷下学社多辩论，一如后世的吹鼓手，伏生之言多有夸张之处，但围坐的庶民不便真假，他们不曾征召为卒，生计日渐紧迫，对此不免欣然向往。

    “此并非不能。”伏生继续高喊，“楚王曾劝大王亦行楚政，如此国祚可延万世，然朝中有奸臣作梗，不得行也。若……”

    如果有灯火，可看到伏生脸色尽赤、满头大汗，这他是鼓吹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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