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的平静水域,对于古代帆船来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唐朝时的高僧鉴真,五次东航有四次败于大风,第五次也遭到大风袭击,仅仅因为运气才侥幸登上日本;在陆地上,中国以南的中南半岛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通行极其困难;往西南是不适于人类活动的青藏高原;往西3000多公里都是干旱地区;往北则是寒冷的西伯利亚;中国周边没有一个较好的对外交往的窗口。从古代国际交往的最大动力――商业的角度考虑,在铁器时代初期,中国周边各国各族普遍人口较少,没有较大较富裕的文明中心,也就是说缺乏较大的市场;而对中国商品需求较大的西方国家,由于路途太过遥远,只能通过中间商(如波斯人)进行贸易,中国商人的商业机会并不多;相比之下,中国地区人口较多,市场空间很大、路途平坦,各国政府都对商业加以保护、从事华夏文化圈内的商业活动十分安全和较易致富;以上三个原因使得华夏诸国商人缺少对外交通的兴趣,都把注意力放在华夏文化圈内。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讲,中国离其他大文明太远,周边各国各族文化、科技落后,使得中国地区缺乏学习外国长处的动力和紧迫感。最后,即使是民间小规模的对外交往和贸易,也受到古代中国对外扩张造成的华夏诸国与周边各国各族尖锐矛盾的影响,进行得十分困难,危险很大。
由于以上自然和人为的不利因素,在整个古代,虽然每个时代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中国人主动对外交流并不多,并且主要是政府行为和边民小规模的交易,集中在距中国较近的那些落后地区。而外国与中国的交往也只能是零散的,小规模的。这样一来,古代中国人实际上从来没有受到过外来先进文化的较大冲击,助长了他们睥睨天下的自傲心理。外国的先进科技,当然也就更难进得来了。
在人类历史上,那些对外交往便利的地区往往也是较发达先进的地区。铁器时代初期的两河流域正是这样一个地区。从耶元前五千年这里出现城市之后,就一直牢牢地稳坐在世界领先文明区的宝座上。文字、铜器、铁器、砖砌建筑物、灌溉农业、城邦民主、法律、学校···莫不在世界之先。究其原因,正是两河对外交往便利。两河流域本身是新月沃地的一部分,这里在上古时代是被称为天堂的农业宝地,丰富的出产养活了众多的文明,可以说这里的每个民族对世界历史都有贡献,连小小的落后部落联盟以色列人,都发展了世界第一种一神教。两河流域因为有便利的灌溉条件的缘故,当然成为天堂中的天堂,并且两河的对外交往条件极其便利。往东是当时的波斯,这里的植被还没有被破坏之前,是一个有利于通行的地区,商队和游客可以直通印度河流域,接触印度文明;两河以北的高加索山脉,从来不是截断南北交通的障碍,山北的游牧文化和山南农耕文化的交流,从来没有中断过;两河以西,新月沃地直抵大海(即今地中海),在巴勒斯坦上船,沿海岸行驶可直抵爱琴海,与爱琴海文明接触;西南,从巴勒斯坦到尼罗河三角洲直线距离不到350公里,步行也仅需十天。这样有利的环境,对于先进文化、科技的传播当然是十分有利的。各先进民族之间的战争,促使他们不断改良武器,所以铁兵器最先在两河流域得到普及,一点不奇怪。
而在两河流域之后领先世界的南欧文明,也是便利交通的受益者。希腊、罗马所在的地中海是一个内海,相对中国的东海、南海来说风平浪静,对上古简陋的桨船航行十分有利,而在近代铁路发展起来之前,海运的运费仅是同等距离陆上运输的1/30,发达的海运对于希腊、罗马的经济和对外交往来说,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欧洲文明的发展,从来没有与其他文明截然分开过。希腊人对巴比伦和凯美都十分熟悉,对遥远的印度也不陌生。他们的学者中很多人去过凯美和巴比伦(最著名的是测量金字塔高度的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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