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法和瞬息万变的战场相比，将兵法应用在围棋上，还不如将之应用到真正的战争中，既可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又可以建功立业，获得封赏，何乐而不为呢？

    韦昭的驳斥可谓正中要害。说到底，围棋只是一种游戏，不论背后蕴含着多么深奥玄妙的道理，它始终与现实的事功隔了一层。在崇尚实务的风气面前，这些辩护终究是无力的。

    韦昭代表的是吴国太子孙和，属于国家的统治者；对统治者来说，手下的办事人员应该将全部精力放到国家的运作上来，而围棋和六博这类与事功关系不大的游戏，正是办公效率的最大杀手，必须予以最严厉的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统治者和士大夫保持着这种上司—办事员的关系，围棋就很难获得上层的提倡。

    （三）社会变动中的新希望

    真正让围棋突破困局的，是魏晋以来权力格局的变化。汉朝四百年来，一直是刘邦的后裔做皇帝，皇帝的权力虽不能说是无远弗届，其权威却是相当牢固的。刘氏的子孙，只要在成年后当上皇帝，与手下的大臣就形成了上司—办事员的关系，可以要求他们将全部的精力奉献给自己。

    但自从曹丕代替汉献帝做了皇帝以后，皇帝的宝座便不再是一家的禁脔，只要是掌握实权的人物，都可以对这个位子有所希冀。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权威大大降低，皇帝需要得到地方上掌握实权的世家大族的支持，才能稳固自己的统治。东晋以后这种情况愈发严重。

    皇帝要笼络有权势的士族，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让这些世家子弟在自己身边做官。魏晋之间史书中经常出现的黄门侍郎c散骑常侍之类官职，就是专门为皇族和士族所设立的。从表面上来说，这些官职还是皇帝属下，需要为皇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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