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馆空荡荡的，只有两个十七八岁的女理发员在给两个顾客剃头。单丁一不好意思打断人的工作问话，只得也剃一下头，问讯诗作的事。

    待了会，以为顾客理完头走了，单丁一坐在椅子上理头。女理发员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那位姑娘刚给他围围裙，单丁一便问：“请问门外黑板是你们写的吗？”

    “是啊。”那位姑娘说。

    “那诗诗从哪抄的？”

    “哪抄的，从那儿。”那姑娘指指剃头台上放推子的地方。单丁一看到，那小小的剃头台上，放着推子，剪子吹风机外，还放又一本小小的书，那本登有自己的诗熟悉的诗集，“书你们哪来的？”

    “发的呗！”

    “哪发的？”

    “这街上哪家都给了。药店，百货店，理发店，肉店，山货店，是开门的都给扔进这本书。”那女理发员滔滔地说。

    单丁一听了这话，心里有些冷，诗本身世挺高雅的，怎么肉店也发啊，别让肉店给包肉了！

    还真说准了，单丁一走出理发店，果然见一个托着个拳头大的肉馅团儿，油乎乎的几张包纸上，好像还真有一张像登有自己下江南那首诗的几乎透亮的纸。

    学大寨修梯田和深翻地突击队完成任务后，葛存天和孙茂又各自回到自己的队里干活去了。孙茂回了三小队，葛存天又回去种那几亩稻田了。

    可是，二人当了几天突击队长，再回去当普通兵，心里便觉得空落落的，活的轻重不说，单说突击队长大小是个官，黄豆芝麻官，也有个官帽，也有个官印，也能吆五喝六的，也能指挥人。当普通兵，干的再好，也是听人指挥，官瘾，也像毒瘾一样，不沾则可，一旦沾上，不让他当官了，他心里便痒痒的难熬。

    葛存天还好，在稻田里面对的只是李全旺和董秀芬两个知青。所以，说说风凉话，发发牢骚，也只有李全旺和董秀芬听到，这二人又少往大队部跑，也不善于和大队干部交流，葛存天刚回稻田发了几句牢骚的话，便也没甚人知道。

    孙茂回到三小队，宛然换了一个人。他干活，那没的说，苦活累活脏活他都冲在前，队里知青和老乡对他干活也佩服，没有一个说他孬的，可是，他在队里已经不像普通社员了，无论小队里决定什么事，他都要提出建议，评说好坏，并以指导的口气给老实的三小队队长以指导，弄得队里人们都说，小队不大，有俩队长。更有甚者，一天早上，三小队社员吃过饭，都扛着锹到牲口棚准备出粪，孙茂都扛着把锄头来了，三小队小队长问：“你拿锄头咋出粪？”

    孙茂答：“这多人出粪，用的了吗，这不是误工吗？留下一半人出粪，一半人跟我到地里去锄地！”

    三小队长不高兴地问：“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孙茂答：“咱都得听毛主席的，毛主席说抓革命，促生产，你不能误工啊，难道你反对毛主席？”

    大帽子一扣，把老实的三小队长吓哑了，吭哧半天，只得涨着红脸说：“去几个年轻的，跟孙茂一块去地里锄地去！”

    渐渐地，大队部也知道孙茂在小队不太听小队长指挥。可是他理正，又说在大面上，对他说也不是，不说也不妥，正在为难时，县里又来了指示，让学大寨，挖大口井，就是在地里隔一段距离挖一口直径四五米深六七米的大口的井，夏天下雨时，蓄积雨水，旱时，再把井里的水吊上来，浇附近的地。

    县里说是指示，实际就是命令，村里不管理解不理解，同意不同意，都要执行，大队革委会主任李目的支书李建文商量一下，决定先挖一两口试试，取得经验后，再推广。

    挖井是个苦力活，李目和李建文商量后，认为还要成立个突击队，挑十来个村里的棒后生，再加九个男知青，队长是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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