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比自己的个人生命还重，现在树大明等人搞出这样的事来，只要是与案子沾上边的人都会被严厉处罚的。”

    又有人提出了疑惑：“那为什么树大明、方建军、方丽红三人被撤职了，怎么龚仲还是继续任办公室主任？这不是明显的不公平嘛！”对于这种疑问，又有人进行了解释：“这很正常嘛！公布四个人一起搞的，是在案情暴露后不久；处理他们当事人，是在司法机关介入，并且已经有基本结果以后。”

    对于这些议论，有明哲保身漠不关心的人提醒道：“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搞的，关你们什么事？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还是少议论这些是非，做好自己的事，睡好自己的觉，玩好自己的牌就行了。”在机关里，是最忌讳议论一些单位上敏感性事件的，就如大家都知道的事，上面却被一张薄薄的纸遮盖着，但大家都能接受一样。

    当黑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传来后，在江南局里，这案子是“四个人”一起搞的那种说法慢慢变淡了，最后彻底破产了。但龚仲的处境并没有任何改变，他的心理压力也更大。因另外一种新的不利于龚仲的说法，又慢慢从局党组那里传了出来，另一个“莫须有”的帽子又牢牢地扣在了龚仲的头上。那就是龚仲虽说没有参与，但他“知情不报”。

    有人振振有词地说：“龚仲虽说没有参与，但他的责任比树大明、方建军、方丽红他们三个参与者不得小。”旁边有好事者配合地问道：“这是为什么？”那人以自己独到的见解说道：“你们想想，如果当时树大明问龚仲那个所谓的好机会有没有风险时，龚仲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后，及时报告局党组，树大明等人就不会上当受骗了，那五百万元资金就不会转到黑山去了，正气物业公司就不会面临这样巨大的经济损失了。”

    旁边的人听了以后，有些恍然大悟地说道：“你说的是有道理。”另一个也支持这种观点，好象发现新大陆式地说道：“你们这样一说，我也想起来了，五月份，龚仲与方建军、方丽红曾一起去了黑山，当时明明知道资金已不在物业公司的账户上，但他却没有报告。你们想想，如果他报告了，我们现在也就没有这样被动了，与建行黑山分行的官司就没有这样被动了。”

    最后形成了共同的意见：“龚仲虽说没有参与，也曾提出过反对意见，但他没有报告局党组，才让树大明等人搞出这样的事出来，使江南正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面临这样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果龚仲及时报告了，哪怕就是向财务处透露一点信息，树大明等人就不会搞出这样的案子出来。因此，龚仲虽说不是参与者，但却是知情不报者。他与树大明等三人，应该承担同等的责任。”

    就这样，龚仲在不知不觉中，“参与者”的身份被莫明其妙地取消了，但又莫明其妙地变成了“知情不报者”。角色虽说转换了，但扣在他头上的那个“屎盆子”却越扣越牢。对此，马建设处长说道：“你怕得罪树大明，那就会得罪局党组。”

    对于这样的说法，龚仲却是欲哭无泪，无可奈何。但他没有作任何申辩，他觉得现在不是申辩的时候。再说局领导也没有找他谈话，正式明确他应承担什么责任。龚仲认为，组织上正式处理他个人问题时，应该还会进行告知，给他正式申辩的机会。

    当然，江南局也有很多干部职工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事与龚仲没有任何关系。树大明将那个所谓的“好机会”咨询龚仲有没有风险时，龚仲提出了其中存在的风险，也提出了自己明确的反对意见。而且，树大明咨询时并没有明确地说他会做，只是说有个“好机会”。龚仲又怎么能凭此向赵一局长报告：“报告赵局长，树大明有一个想法！”

    当然，如果龚仲将树大明的这个想法报告了赵一局长，这事可能是办不成了，物业公司也没有什么损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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