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州有前贾后张，可敌京兆三王。”足见张仁愿在百姓心中的地位。

    景龙元年（707年）正月，唐中宗鉴于默啜可汗屡犯唐边以及唐军在鸣沙（今宁夏青铜峡西南黄河东岸丰安故城）之役中的失败，下制命内外官吏各进平突厥之策。右补阙卢俌上疏：“边州刺史，宜精择其人，使之蒐卒乘，积资粮，来则御史，去则备之”，“当理内以及外，绥近以来远，俟仓廪实，士卒练，然后大举以讨之。”（《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唐中宗表示赞同。五月初一，唐中宗任命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御史大夫，屯边以备突厥。

    十月十三日，张仁愿奉命率军进击突厥，唐军到达军所后，突厥军已退，张仁愿乘势追击掠夺陇右监牧马匹的突厥叛众，夜掩其营，大破突厥军，重新夺回了被掠的监牧马匹。

    景龙二年（708年）三月，默啜统帅全军西击突骑施（西突厥部落，当时勃兴于西北），北方兵力空虚。张仁愿利用此机遇，上疏请求乘虚夺取漠南之地，在黄河以北修筑三座首尾相应的“三受降城”，即可断绝突厥的南侵之路。因为朔方军（治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以前与突厥一直以黄河（在今内蒙古黄河弯曲段）为界，唐军守河南，突厥守河北。河北岸有一拂云祠，突厥每次发兵，都要去祠中祈祷，然后再发兵南下。

    奏疏送至京城后，唐中宗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太子少师唐休璟认为：“两汉已来，皆北守黄河，今于寇境筑城，恐劳人费功，终为贼虏所有。”（《新唐书·张仁愿列传》）因而表示反对。但张仁愿认为机会千载难遇，所以执意请求，最后中宗答应了仁愿的请求。张仁愿又上表请求将戍边岁满的兵士留下来，以加快工程进度。当时有200名咸阳籍（今陕西咸阳东）士兵不愿筑城，集体逃走，结果被擒获，为严肃军纪，张仁愿将其全部处斩，一时“军中股栗”，无不尽力。经过唐军将士的努力，唐军只用60天便将三城全部筑成。以拂云祠为中受降城（在今内蒙古包头西），与东、西两受降城相去各400余里，皆据要津，遥相应接，向北拓地300余里。又于牛头朝那山（今内蒙古固阳东）北设置烽侯1800所，以左玉钤卫将军论弓仁为朔方军前锋游弈使，戎守诺真水（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境），搜索警戒。从此，突厥不敢度山（阴山）畋牧，朔方从此不再受其攻掠，并减省镇戍兵数万人。

    张仁愿初建三城时，即没有设计出壅门（悬门），也没有装备守城的器械。有人不解：“此边城御贼之所,不为守备，何也？”张仁愿回答道：“兵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生其退恧之心也？”（《新唐书·张仁愿列传》）后来常元楷担任朔方军总管时，才开始修筑三城悬门。人们因此推重张仁愿而轻视常元楷。

    三座受降城的筑成，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受降城有效地遏制住了后突厥的南侵，并拓地300余里，结束了唐朝在与后突厥数十年战争中被动挨打的局面，有着极大的战略价值。其次，三城的筑成，使朝廷减兵数万，结省了大量的军费，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最后，受降城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后世也是受益非浅，唐宪宗时期的大臣李绛、卢坦就曾说：“受降城，张仁愿所筑，当碛口，据虏要冲，美水草，守边之利地。”（《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九》）吕温还写有《三受降城碑铭》来歌颂张仁愿。

    不久，张仁愿回朝任职。七月初三，张仁愿升任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并拜左卫大将军，封韩国公。同年秋，张仁愿再次督军备边，中宗李显还亲自赋诗为其饯行，赏赐无数。后又迁镇军大将军、右武卫大将军。

    景龙四年（710年）六月二日，唐中宗被韦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死，唐殇帝即位，韦后临朝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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