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提供的证据与法医检查报告，认定嫌疑犯在行凶时已经精神失常，不因此承担刑事责任，判决结果也是送交北京市精神疾病康复中心接受为期6个月的单独监护治疗，并且在康复之后由移民局强行遣返。但是新闻媒体在报道庭审的时候，指出了警方提供的审讯记录与法医检查报告中存在一个极为严重的漏洞，那就是没有证实嫌疑犯在17日夜间，也就是杀害第一名受害者之前已经精神失常。更重要的是，警方只提供了嫌疑犯精神失常的间接原因，而没有提供直接原因。

    可以说，这正是这件刑事案的关键所在。

    因为嫌疑犯已经接受了心理辅导，证明他已经在移民局的掌握之中，从后面3名移民局的协助调查员遇害，2名调查员险些遇害来看，移民局应该知道嫌疑犯的情况，而移民局没有将他送入精神病医院，证明嫌疑犯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精神病人，只有在诱引成熟的情况下才会精神失常。

    那么，是什么导致嫌疑犯精神失常的呢？

    显然，答案只有嫌疑犯与第一名受害者c也就是那名女大学生知道。

    因为女大学生已经受害，凶手在判决生效后被单独隔离监护，用外界的话来说，被送进北京市精神疾病康复中心之后，就算没有精神病也会被弄出精神病来，所以已经无法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场导致36人遇害的惨案。

    从共和国当局随即采取的行动来看，问题肯定不在一个人的身上。

    事实上，2048年1月初就有人在网上公布了遇害女大学生的相关信息。她是中印混血儿，其母亲就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代移民，因为精通印尼语与汉语，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成为了专门为印度尼西亚移民提供心理辅导的社会工作者。在此前两年，她为22名印度尼西亚移民提供了心理辅导，成功劝说其中17人到移民局“自首”，因此有人猜测，凶手情绪失控很有可能与女大学生的言行有关。

    当然，问题不在个人身上，而是共和国移民局管理移民的方法出了问题。

    按照移民局的规定，社会工作者成功说服一名非法移民自首，就能获得大约12500元的奖励，并且在社会诚信记录上增加2点分值。如此一来，所有为移民局工作的社会工作者都会竭力劝说非法移民到移民局自首，而不是设法成为合法移民。事实上，问题的根源不在移民局，而是政府的相关拨款太少，移民局无法聘请足够多的正式员工跟踪非法移民，甚至无法为日常工作安排足够多的人手，只能以临时聘用的方式，让社会工作者去完成原本应该由移民局工作人员承担的工作。要想提高社会工作者的积极性，就得在金钱c诚信等方面进行激励。如此一来，原本是执法者的工作落到了不具有执法制革的人手里，而原本应该承担社会公益职责的社会工作者开始为利益服务。

    由此可见，发生在2047年12月7日到8日的惨案绝对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正是如此，共和国当局才会积极推出带有补偿味道的“第七修正案”。

    如果可以用这么简单的办法加以解决，那么关系到3000万非法移民的问题就算不上问题了。全体代表大会在表决中否决了政府的提案，就是因为以放宽移民管制力度c增加移民管理投入c提高移民社会福利的“第七修正案”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不可能从根本是和解决移民导致的问题。

    当然，全体代表大会也不是不想解决问题，不然不会出台“大赦法案”。

    以当时的情况，最不应该做的就是放松移民管制力度，以及降低移民门槛。

    “大赦法案”之后，全体代表大会很快就通过了两项旨在加强移民管制力度与提高移民门槛的法案，并且拿出特别经费，成立由移民局牵头c公安c国安c外情局与国防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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