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负的领导人。

    如此一来，在国家有需要的情况下，他肯定不会避让与推辞，会像在战场上那样，挑起最沉重的负担。

    从这个角度出发，裴承毅有足够的理由说服颜靖宇。

    当然，蔺慕勋不可能不知道裴承毅推迟战争的原因。

    前面已经说过，作为三坚集团前任董事长，也是自蔺彦博之后的第二位董事长，蔺慕勋对共和事工业体系的了解程度甚至在裴承毅之上，由此，他对共和国国防力量建设的情况也了如指掌。

    可以说，让裴承毅决定延迟引发战争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战争准备远未到位。

    虽然从2049年开始，共和国就加大了国防建设投入，甚至一度将国防建设当成头号大事来做，但是作为一个正常的国家，特别是在法制较为健全的情况下，除非国家进入战争状态，不然中央政府不可能为所欲为。别看这几年间，国防开支年年攀升，军费在中央政府财政预算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可是真正用来采购武器的并不多，增长最快的是军人福利与基础军事设施建设。换句话说，在共和国的国防开支中，大约50变着花样回到了社会上，如果算上用于军事科研的费用，那么国防开支中的65都用在了与军事采购无关的方面，只有大约35用来采购新式武器装备。当然，这个比例并不低，只是比起美国高达47的采购费用来说，就算不了什么了。

    当然，这种奇怪的军费结构，还得从实体经济说起。

    前面已经提到，早在2042年之后，全球经济再次出现了生产过剩的问题。作为实业家的蔺慕勋，更加清楚经济问题在哪。归根结底，就是以共和国与美国为首的众多国家，参与了太多的地区性战争，非正常开支过多，导致消费市场萎靡不振。

    拿共和国来说，根据共和国当局公布的数据，在2041年的时候，政府收入就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47，相当于拿走了一半的社会财富。虽然与21世纪初相比（当时共和国的政府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0左右，国民工资性收入仅占30多），40年代时，共和国已经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政府收入中的大部分都以二次分配的方式，即以公共福利的方式返还给了纳税人，比如在2041年的财政开支中，公共养老c公共医疗c公共教育这“三公”预算就多达50万亿元，约占政府总开支的40，如果算上用在科研c赈灾等方面的开支，公共支出占了大约55。但是从经济学上讲，二次分配的意义远没有一次分配明显，必然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更重要的是，共和国是一个幅员超过1000万平方千米，人口10亿的超级大国，根本不可能像北欧国家那样，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福利社会。对共和国来说，加强市场体制才是强国的正途，因此政府必须降低对经济的影响，也就是减轻赋税，让民众能够获得更多的劳动成果，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当经济出问题的时候，就很难通过行政手段解决了。

    或者说，行政手段只能延迟经济危机的到来，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

    正是如此，在共和国与美国于2050年左右纷纷加大军费投入，并且扩大财政赤字的时候，就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两个超级大国是在变着花样推行“凯恩斯主义”，即通过赤字开支促使货币贬值，由货币贬值拉动通货膨胀，再由通货膨胀来推动社会消费。当然，为了使这一系列的政策产生效果，还得通过扩大军火生产c提高军人福利c加强军事科研等方式把钱送入消费市场，让民众有钱可用。到底是提高军人福利c还是扩大军火生产，就得看政府是在为谁服务了。用几家欧洲新闻媒体的话来说，扩大军火生产，实际上是把钱送给了军火利益集团，虽然这能帮助军火产业工人提高收入，但是真正的获益者不是普通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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