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于现在法定的学校，主张有两种解放：第一种解放，是破除学校与私塾的界限，把在校肄业的，和在家自修的，同等待遇，并不必限定年龄，使为工为商为农的，及早年失学的，都给他们一条出路；第二种解放，是学校内部的组织，得由教员体察情形，酌量变通，不必拘守那种死板的办法，可随学生的程度，为适宜的诱导。但有了这两种解放，自然呈现一种纷乱的状态，再设立一种考试制度于其上，悬出一定的标准去考试，于是参差之中，就寓于划一之制了。

    一九二二年，宗吾同省视学游子九奉命赴各省考察教育，见到南北各省学校办理的成绩，比较上虽不无优劣的差异，但同在现行教育制度束缚之下，是不会有理想的发展的。因此他考察归来，即力主实行考试制，以救其弊。一九二三年下学期，成都开“新学制会议”，他便同几位省视学，及会员多人，提出考试案，开会讨论，未蒙通过。会毕，他即单独上一呈文，主张各校学生毕业，应由政府委员考试，即后此十年教育部才颁令全国的会考制度。他于呈文中列举理由十六项，并请在原籍富顺试办，经省署核准，委他为主试委员，一九二四年暑假举行，后来推广于川南各县。一九二五年年假，叙州府联立中学学生毕业，他复为主试委员，考了几场，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他拖出寝室，痛打一顿。据他说，打时秩序非常之好，全场静悄悄，学生寂无一语，他也默不做声，学生只是打，他就只是挨，学生打够了，临走，骂道：“你这个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他躺在地下，想道：“只要打不死，又来！”学生走后，他请宜宾知事来验伤，将伤单粘卷，木棒哑铃，存案备查，次晨，又请该校邓校长到床前，他便口授电文，由邓录出，呈报上峰，历述经过情形，末云：“自经此次暴动，愈见考试之必要，视学身受重伤，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历行考试，挽此颓风，生平主张，倘获见诸实行，身在九泉，亦当引为大幸！”疗养稍愈，即宣布继续考试，他裹伤上堂，勒令全体学生，一律就试，不许一人不到，就是打他的学生也无例外；但场规较前更加严厉了，学生也只得规规矩矩地考下来。事后，他特作一书，叫做《考试制之商榷》，说明考试的必要，尤其注重学制的改革，由教育厅印发各县讨论。他常常对人说：“不经这一次痛打，我这本书是作不出的，所以对于该生等，不能不深深感谢！”

    他以为这次的挨打，是十分应该的，因为当时各地的学生，都在运动废除考试，而他偏偏主张严格考试，又不曾宣布详细的理由，哪能不挨打呢？自经这次苦打以后，他才得了一种觉悟，凡事固然重在实行，尤其重在宣传，他之所以被打，是由于一般人对考试制怀疑，所以才生出反对的事来。王安石的新法，本来是对的，当他在鄞县做官的时候，曾经试办过，人人都称便利。但他做了宰相，把他的新法推行天下，就遭了一个大大的失败。要说他没有毅力吗？他是“天变不畏，人言不恤”的，其担当宇宙的气概，是古今不可多得的人物。要说他的新法不好吗？他死去以后，他的法子几乎完全被人采用，还有许多法子一直行到今日，不过把名称改一下或把办法略略修正一下就是了。然则王安石何以当时会失败呢？这就是他少了一层宣传的手续。当时的名流，如司马光苏东坡诸人，都不能了解，一齐反对他，彼此各走极端，结果两败俱伤，不但人民吃亏，国家吃亏，反种下后来亡国的因素，真可说是不幸之至！假使王安石不亟亟实行，先从宣传入手，把他的法子提出来，听人指驳，取消那种执拗态度，容纳诸贤的意见，把那法子酌量修改，诸贤也不泥守祖宗的成法，把那法子悉心研究，经过长时间的辩论，然后折中一致，大家同心协力做去，岂不是很好的事吗？宗吾心中有了这个见解，所以他把主张考试的意见，就发表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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