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至于进攻的路线与攻取的方法，应由前敌将士考察地势，侦探敌情，自行选择；当主帅的，只严令各将士限期攻入就是了。我对于教育的主张，就是如此。”

    有人说：“关于考试的法子，应当讨论的地方很多，何故忽略不谈？”他说：“考试的法子，自应详加讨论，这是不待说的；施行考试，有种种流弊，也是当然的事。我的意思，是先把考试制确定了，才能讨论考试的法子和救弊的方法。现在考试制尚未确定，故只说明原则，未说到具体的办法。大体说来，现在学校的考试，仅出简单题目，既不足以借此考验出某些学生的真实学问，又容易使某些学生生出侥幸的心理；将来的考试，问题宜多，时限宜宽，并须采用测验的方法，以期精密。关于博物理化等科，当罗列标本仪器，令学生详细说明，实地试验，如此则考试时，非确有心得的学生，即不能及格，侥幸的弊病，也就无从发生了。不过这仍是一种原则，将来考试制实行时，还须做精密的研讨，总以使学生不冤屈，不侥幸，才合乎考试的理想。”

    有人说：“考试制，只能考查学生的知识，不能考查学生的操行，施行此制，未免把德育方面抛弃了。”他说：“考试制固然不能改正学生的操行，可是现在学校中的办法，也不能改正学生的操行。要想学生有良好操行，首先要改变学生不正当的心理。改变心理的方法，在不断地予以暗示，教师人格高尚，即是一种很好的暗示。耶稣的教理，并非如何精深，是他的人格足以感化人，他的毅力足以转移人，才造成了全世界无量的信徒。现在的学校内，对于学生的操行，不用耶稣传教的法子，去行商鞅秉国的政策，并且是秦始皇钳制人民的办法。所以遇有可趁之隙，学生中有人出来振臂一呼，就应者四起了。全国学潮的根源，就在于此。”

    他把以上的种种疑难，一一加以辩解，然后他在文化进步的阶段上，又给予考试制一种评价。他说中国比欧洲开化得早，当然也比欧洲进化得多，我们考察欧洲的社会，如果把近代的物质文明部分除去，单看它的组织法，就可见出它社会进化的程度了。欧洲政治上的许多制度，如征兵制，如选举制，中国都曾施行过。后来渐渐进化，那些设施就渐渐弃去，其间蜕化的痕迹，都是彰彰可考，由选举而变为考试，是进化必经的阶段。美国近三十年来，也施行考试制度了。美国的考试制度，和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都是学英国的。英国的考试制度，又是学中国的（见中山先生《五权宪法》）。欧美正在向着考试制那条路进化，我们反把考试制废除了，退转去行选举制，违反了进化原则，所以选举省县议员的时候，就弊病丛生了。

    他说：中国的考试制，发源最远，汉朝对策，固然是考试；其实战国的游说，也是一种考试，不过是人君当面口试罢了。我们可以说：战国重游说，是考试的，后来越久越进化，于是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了，进化较后的欧美，自然要来取法。我们在历史上，还看出一个进化的痕迹：周初学制，区分为小学中学大学几个阶段，以次递升，肄业年限，是有定时的，政府用人，自然也是选用毕业生。最奇的，是那种学制刚刚破除，继之而起的，便是考试制的出现，可见考试制，正是替代那种学制的。所以他主张施行考试，不问肄业年限，不问曾否入校，一律以程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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