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贫瘠的小山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为着几亩旱地薄田每天都在辛勤劳作。在农村，旱地的收益是很低的，无论你怎么拼命地劳动，一年也难挣到两千块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我深切地体会得到农村的贫困。父母的收入非常低，整天都在计算这来日怎么过，哪间屋子漏水了，是否还有钱买瓦修屋了一句话：“儿啊，出去好好过，如果过不了，就回来。”

    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离开父母，自然有些不舍。但还是在柴油三轮车夫的催促下与猪毛和胡文才登上了三轮车，然后在三轮车“叭叭叭”地轰鸣声中伴随着颠簸的山间土道离开这个生养了我十七年的地方。

    打工、挣钱一直是我初中毕业以后的最大愿望，但是当这一刻真实来临之际，我又是多么地不舍，舍不得身后逐渐远去的那山那水那条土公路啊！

    转了四次车，乘了一次船，经过一日一夜的旅途劳顿，终于来到了我们将要打工的地方，位于湖北宜昌的三峡水利工程工地。巍峨雄峻的大山和如火如荼的建筑工地让我对这里充满了好奇与希望。

    工作很快被确定下来，由于我和猪毛太过年轻，而且是由胡文才领来的，包工头安排我和猪毛跟着胡文才在工地上扎钢筋。

    胡文才告诉我们，在三峡水利工程的建筑工地上，我们这些刚入行年纪又不大地打工仔在这里只能做扎钢筋、抬水泥一类的粗活。我们算比较幸运，被安排到工地上扎钢精。比抬水泥好得多了，那是个重体力活，对我们来说还真有点吃不消。

    每天在建筑工地上扎钢筋并不算什么辛苦的工作，但是，那毕竟是手工劳动，一天下来同样会累得抬不起胳膊。

    出门在外打工，得形成小团队般的一股一股的群体，否则的话，很容易受到其他打工仔和老板的欺负。因此，我们三人基本是血肉一体，形影不离，到三峡打工不久便奠定了我们的团队基础，一般来说，是没有人来给我们找麻烦的。

    一天早上，工地上来了几个穿着得体，打扮光鲜的人，其中包括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听说他们是来选人的，他们要选几个民工到他们所在的考古队去帮工，工资是35块钱一天。这明显比扎钢筋好多了，因为扎钢筋才25块一天，所以工地上每个人得到这个消息，都很向往。都尽量在这几个人面前表现出特别勤快的样子。

    后来我们知道了，这几个人中女的是四川省博物馆的一位教授，叫赵文秀。那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是她的女儿，名叫岳美珊，还是个学生。不过这个女孩长得挺标志，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高佻婀娜的身材，穿着城里人才能有的漂亮长裙，再加上与人打招呼时浅浅的微笑，才进入建筑工地，就惹来大伙的好一阵口哨声。

    另外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中山服的上衣袋里别着好几支笔，五十多岁的男的，叫丁博，是博物馆的什么主任，同时也是这支考古队的队长。选什么人到考古队工作，得他说了算。一些工地上的老油条，都不住的给这个丁主任发烟，希望能够被选中。

    我，胡文才，还有朱清华，因为来自同一个地方，外表看上去也挺老实，体格也都还不错。所以都很幸运的被选到了考古队，当天下午，我们就从建筑工地的工棚里拌到了考古队的住宿楼。开始了这份很多人想来而来不了的工作。

    考古队距离三峡工地不远，在大坝工程指挥部的一幢楼里。考古队的工作是在大坝合拢之前负责将淹没区的文物、墓葬安全的转移到其它地方。我们这些民工主要负责一些考古工作过程中的体力活。比如挖土、撬石、抬东西一类的事。

    考古队的工作实在清闲，而且有专门的房间居住，不像在建筑工地上睡大蓬。还时常没事可做，无事的时候，我们就在寝室里看书、打牌，但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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