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飞机降落再纽约肯尼迪机场时，已经是美国东部时间第二天下午的15：30分了。活动着酸软的四肢，我望着陌生的、庞大的、近乎迷宫似的世界第一城市的空港，突然产生了一种陌生的恐惧感。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未知的，我以为自己拥有了无与伦比的能力，但仅仅是纽约的机场，就让我感到了恐惧，让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不自信，也许，单纯的力量，并不会使人增加太多的安全感。

    入关时我和戴尔不得不分开，他走的是usaybe.”她连忙说：“千万别去那，伊塞亚（托马斯）是最蠢的总经理，他会毁掉一切看起来有希望的东西。”我笑了笑，谢谢她的好意，然后信步走了出去。越想越觉得好笑，原来托马斯的名声确实够臭，看来国内媒体的报道，也并非空穴来风。

    路上我一直四处张望，因为我想起了电影《幸福终点站》的内容，我看看自己运气是否够好，也碰到一个匆匆赶路而扭断鞋根的美丽空姐，然后我也递上我的手，并告诉她：“一楼有减价平底鞋。”但最终我知道那只是电影，我没有看到打扫卫生的印度老人、没有看到推着行李车到处跑的汤姆汉克斯、也没有看到凶神恶煞的机场警卫，迎接我的是戴尔那张苍白的有些骇人的脸。他带我出了机场，外面早有等候我们的车子，跨进车门，再回头看一眼肯尼迪机场硕大的身资，心里不由得大喊：“美国，我来了！”

    第一次到美国，就领教到了纽约的大堵车。等我们一行人入住位于曼哈顿的预定的酒店时，已经是晚上的20点18分了，戴尔说这已经是最快的安排了。要不是选这班航班，其余的航班都要在西海岸入关，然后再转机到美国，那样的话要明天才能到纽约。酒店有自己的配餐服务，地道的美式牛排让我感觉不那么顺口，而且戴尔特别叮嘱我不可以加任何浇汁，沙拉也不可以加沙拉酱，加上旅途劳累，我的胃口并不太好，草草吃了一些，然后就准备休息了。戴尔说非常疲劳不一定是坏事，这样保证我晚上睡的着，也意味着我可以尽快的把时差倒过来。说完这些，戴尔就嘱咐我尽快休息，明天带我去见大卫法尔克，并且可能安排我打比赛，让我做好准备。真他妈的黑啊，我这刚下飞机，就惦记着明天让我上球场。不过转念一想，真正的职业球员不都如此吗？索性不去考虑那么多，而是先打电话回家报平安，然后抓紧时间洗澡上床，带上耳机，打开随身带的mp3。不多时，疲劳像网一样遮过来，无边无际，我昏昏睡去。

    感谢父母，生就我这到哪都能睡着、睡好的猪样品性，让我在纽约的第一个晚上过的不像传说中的那么辛苦。只是，时差和远距离旅行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容易化解于无形的。第二天上午8点，戴尔来敲我房门的时候，我甚至一度有“来架飞机撞酒店吧，这样我就不用起床了”的念头。好容易做好了斗争，挣扎着起床，才发觉，自己头疼的厉害，而且整个人浑身乏力、软绵绵的，有点像宿醉+重感冒+高原反应的综合症状。就这样，我下意识的洗刷完毕，并且换好了衣服，然后随戴尔出酒店上车，在车子驶往要去的地方的路上，我又昏昏沉沉的睡了一小觉，这次感谢纽约够大，让我能睡的尽量多一些。

    等我被叫醒的时候，车子已经停在了一座体育馆的前面，戴尔招呼我下车，并且一路走了进去。体育馆看起来不是太大，但内部没有光线的走廊还是让人感觉七拐八绕的。终于，我们停在了一个房间面前，戴尔带着我，推门走了进去。一进门，我就看到了那个男人，鹰一样的眼睛、金色的短发略显稀疏、干净的淡蓝色衬衫、直筒的休闲牛仔裤，这就是大卫法尔克，一个曾经执掌迈克尔乔丹经济大权的男人，今天，活生生的站在我的面前。他站在办公桌前，冲我们微笑示意，食指横放在鼻子下，鹰一样的眼睛，盯着我不放。过了一阵，他笑着对戴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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