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进入四行仓库，亲睹八百壮士与敌血战的原国民党军委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文强回忆说：“(谢晋元)与我且说且走，在仓库内巡视了一周。所到之处，营房布置整洁有序，井然不乱，间闻爱国歌曲，雄壮激越，令人振奋鼓舞。”

    唯一不足的是，仓库并不像孙元良师长所说“粮水充足”。部队进驻的第二天，自来水就断了，官兵把污水小便留下来以作灭火之用；没有粮吃，他们只好向租界爱国团体和民众求援。民众偷偷将食品送到仓库边的一个小屋内，再由守卫官兵设法取进去，才保证了供给。

    孤军的精神极大地感染了民众，也感化了租界的外国人和外国军队。童子军杨惠敏冒生命危险，为孤军送来国旗后，还参加了孤军的升旗仪式：“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杆连接扎成；没有音乐，只有一两声冷枪声；没有壮观的场面，只有十几位军人向国旗敬礼……”每天一早，租界民众就爬上高楼顶，看孤军杀敌。发现敌人来袭，就喊话通知孤军。喊话听不到，有人搬来大黑板，哪里有敌人行动，即用大字写在黑板上，并画出敌人的行进图。

    一德国妇女感动于孤军的精神，亲自开卡车送来食物，并声称：孤军每天的生活全部由她负责。英军司令员史摩莱少将说：“我们都是经历过欧战的军人，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中国‘敢死队员’最后保卫闸北更英勇、更壮烈的事了。”

    就在孤军4个昼夜不曾合眼，边战斗、边修好工事，准备与敌人作长时间的殊死决战时，10月30日，统帅部命令孤军停止战斗，退入公共租界。

    英军当时答应，“负责掩护孤军撤退”，使“孤军由租界到沪西归队”。可当孤军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以与四昼夜血战一般大的代价死伤30多人营长杨瑞符就是在撤退时身负重伤的进入租界时，立即被英军勒令收缴武器。孤军以“军人不能离枪”为由，拒绝缴械，双方形成对峙。这时，国民党政府还派人劝说孤军配合英军。可孤军的枪刚交出去，英军就将孤军押上车辆，送胶州路羁留。

    孤军被送到胶州公园时，有350人和一面国旗。杨瑞符1939年6月12日在《大声报》发表文章，对四行保卫战作了这样的评价：“是役也，既未成功，又未成仁，仅仅作到‘绝对服从命令’六个字……”

    在“八百壮士”撤入租界时，日军即要求租界当局引渡。但迫于我国民众的压力，租界工部局始终不敢答应。后来，日伪又阴谋劫持和暗杀，多次派日本浪人或汉奸，怀藏手榴弹、短枪等武器，闯入孤军营图谋暗害，但未得逞。中外人士十分担心谢晋元和八百壮士的安危，多次提出用难民分批将孤军调换走等救孤军的方案。但谢晋元一一谢绝。他表示：“余自奉命撤退之始，即知今后环境之艰危，当十倍于固守四行之时。地方人士曾有私潜离上海之建议，但经余拒绝。因余为奉令撤退，光明而来，亦当正大而去。”

    汪伪上台后，陈公博当了伪上海市长，多次劝降谢晋元，请谢晋元去当伪第一方面军司令。谢将委任状撕得粉碎，并大骂卖国贼。谢晋元说：“我父母都是中国人，生下我这个儿子也是中国人，中国人决不当外国人的走狗！”

    1941年4月24日晨5时，谢晋元和以往一样，率领官兵早操。当他看到上等兵郝鼎诚等4人迟到后，就询问原因。谁知他们4人突然取出预先藏在身上的匕首及铁镐等凶器，蜂拥而上，猛刺谢晋元胸部及头部。谢多处重伤，流血不止，至6时许悲壮长逝，年37岁。4个凶手当场被擒，后交待是汪伪政府收买所为。

    谢晋元牺牲的消息传出，上海各界人士深为震惊，前往吊唁者达十余万人。5月8日，中国政府下令追认谢晋元为陆军步兵少将。

    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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