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来月的时间了。

    如果明廷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对袁崇焕的“审讯”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比如，袁崇焕“通敌”的人证、物证，“谋叛”的人证、物证，“谋款则斩帅”和“斩帅以践虏约”的人证、物证，“市米以资盗”的人证、物证，以及如何“欺隐”、如何“纵敌”、如何“坚请”等等，也都一一有了铁证，那么，只要将袁崇焕罪状连同罪证一公布，既彰显了明廷法度，也让反对者哑口无言，至于再进一步的要杀要剐，一切都顺理成章，何必掖掖藏藏遮遮掩掩，给天下给后世留下口实？

    然而，皇帝却只是宣布了袁崇焕的罪状，罪证偏偏又被掖着藏着遮掩着，一切既不顺理也不成章，非要给天下给后世留下口实不可，何也？

    非不愿也，实不能也。

    不能？可这又是为什么？

    答案只能是一个：因为没有证据！

    现在再看梁廷栋奏折里的建议，答案就更加肯定。没有证据可以公布，这也是十分清楚袁案内幕的主审官之一、兵部尚书梁廷栋在其奏折里为什么要提出“不必言为款为叛”、“仍以专杀文龙正崇焕罪，立付西市”的原因。

    没有证据，并不等于袁案的审判官们尤其是崇祯皇帝不想找证据、不急于找证据。其实，他们急着哪，急得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请看下面的两个例子吧，这应该也是明廷当局找不到证据的旁证。（其详细叙述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一袁崇焕十二宗罪辨析”一文）

    一个例子是关于袁崇焕“通虏”罪，此事写在时任兵科给事中钱家修的《白冤疏》中：

    江西道御史曹永祚捉获奸细刘文瑞等七人，面语口称焕附书与伊通敌，原抱奇、姚宗文即宣于朝，谓：“焕构通为祸，志在不小。”次日，皇上命诸大臣会鞠明白。臣待罪本科，得随班末，不谓就日辰刻，文瑞等七人走矣。

    刘文瑞等七人原本辽东难民，辗转流落京师。于生计困顿之中，不想又飞来横祸，被堂堂御史诬栽为奸细：为袁崇焕送信“通敌”。却不料已被移到锦衣卫的刘文瑞等七名奸细竟然在会审之前，从锦衣卫眼皮子底下一“走”了之！

    钱家修在疏文中对此提出质疑，文字甚为尖锐犀利：

    嗟嗟！锦衣何地？奸细何人？竟袖手而七人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即此一事，已见宗文力可偷天者也……

    众所周知，明代之锦衣卫乃皇帝之心腹、之耳目，而且直接置于其严格的掌控之下，守备之严之密，自不必言。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刘文瑞等七名对指证袁崇焕“通虏”至关重要的奸细，竟然从守备森严的锦衣卫“走”了；不仅如此，而且对锦衣卫这种严重失职的行为，崇祯皇帝也竟然无动于衷、不予治罪。这不能不引起人们例如钱家修对刘文瑞等这一“奸细”案本身以及定案者动机的怀疑，

    面对钱家修义正辞严的质疑问难和有理有据的慷慨陈述，崇祯皇帝在无以应对之际，也只有敷衍其事：

    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鞠问明白，即著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

    一出以构陷为目的且手段极其拙劣的丑剧落幕了，剧中几位角色的表演都很充分：曹永祚很想立功、崇祯皇帝很想拿到袁崇焕“通虏”的证据、而原抱奇与姚宗文则急欲落井下石，但他们又有共同的一点：做贼心虚――于是乎，在兵科给事中钱家修的笔下，这些人捕风捉影要给袁崇焕扣以“通虏”罪名的各种丑态便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了。

    第二个例子说袁崇焕“谋叛”罪，也牵涉到了锦衣卫。这件事载于孙承泽（崇祯四年进士、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所撰述《畿辅人物志》之《李若琏传》：

    一日，巡捕营获一木工，谓为督师崇焕奸细。奉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