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联络与哈喇慎合，可得三万人；诸部惟永邵卜最强，三十余万人；若合卜石兔之兵，可御插汉’。上善之”；

    十三，“是月，插汉虎墩兔憨与卜石兔、永邵卜战，私卜五榜什妻走，屯延宁塞外，穷兵追。”（《崇祯实录》卷一，崇祯元年九月辛未）

    崇祯元年十月：

    十四，袁崇焕与郭广召三十六家“亲谕之”（《崇祯长编》卷十四，崇祯元年十月壬辰）；“哈剌慎三十六家向受抚赏，后为插汉所迫，且岁饥，有叛志。崇焕召至于边，亲抚慰，皆听命”（《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

    崇祯二年二月、三月：

    十五，喀喇慎三十六家“哀求”袁崇焕于高台堡通市度命，崇祯皇帝下旨严禁，袁崇焕上疏申述理由，则又有皇上严禁之外的“计口量许换米”一旨。（《明清史料》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甲编第八本第七零七页）

    后金――

    天聪元年（天启七年）七月：

    一，宁锦大战战败之后，皇太极内外交困，其一，是在内部陷入了困境：一是皇太极称汗后，遵照太祖遗训，仍然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理”（《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正月丁丑），实际上就是大家轮流执政，以至于皇太极“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正黄旗一贝勒也”（《天聪朝臣工奏议》胡贡明五进狂瞽奏）；二是与明朝开战，遭到了明朝的经济封锁，建州的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传统市场，因此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惟是年来，国用不舒，仓廪空虚，民众地薄，生养不足”（《天聪朝臣工奏议》孙应时直陈末议奏），同时，由于漠南蒙古和朝鲜对建州的封锁，使得后金“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盗贼繁兴”；三是天灾严重，“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清太宗实录》卷三，天聪元年六月戊午）；其二，外部问题也很严重：一是此前不久皇太极派阿敏入侵朝鲜、虽然威逼朝鲜与后金结为兄弟之盟，但朝鲜并未真正屈服、以“事皇朝者所以事大”的态度仍和明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第六章；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八，第3303页）；二是蒙古察哈部林丹汗，在明廷的支持下与建州争雄；三是宁远、宁锦两次大战都败于袁崇焕之手，说明明廷在熊廷弼、孙承宗之后还有主持辽东大局的人才，而且仍有相当实力。因此，皇太极深感不安，认为“今汉人、蒙古、朝鲜与我四境逼处，素皆不协，且何国不受讨亏我，积衅既深，辄相窥伺。”（《清太宗实录》卷九，天聪五年六月辛酉）

    二，皇太极继汗位后，继承其父对蒙古各部联姻结盟的政策，把打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察哈尔部的林丹汗。早在天聪元年二月，皇太极主动邀好受林丹汗欺压和侵掠的奈曼等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久，蒙古奈曼、敖汉等部贝勒即率众来附，以求得后金保护。（《清太宗实录》卷二，天聪元年二月已亥）

    天聪二年（明崇祯元年）二月：

    三，喀喇慎部贝勒苏布地杜棱、朵内衮济等，致书皇太极，希望后金出兵，乘胜一举消灭林丹汗。皇太极立刻同意合力举兵、共讨林丹汗。（《清太宗实录》卷四，天聪二年二月癸巳；丁巳）

    四，皇太极一征林丹汗。（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第六章《后金侵略朝鲜》）

    天聪二年七月：

    五，喀喇慎部遣使至沈阳，谈判议和，结成联盟，共同攻打林丹汗。（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第七章《征抚漠南蒙古》）

    天聪二年九月：

    六，皇太极二征林丹汗。（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第七章《征抚漠南蒙古》）

    天聪三年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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