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核定贡道、贡期、贡使人数及贡品数，各部酋首依约派遣贡使携带贡品敬献朝廷，朝廷以较高的价格将贡品折算为布帛绸缎、粮米粟豆及医药等物，并回赐银两。互市是在边境指定的地点由蒙古人与明朝进行的贸易。一般每年开设一、二次，由明朝专门委任官吏负责组织、监督、管理，由官府核定出马的价格，然后由明朝官方用银、钞，或用内地手工业品折价来收购马匹。鞑靼此次围困京师，《求贡书》上提出的五条议和条件之五“开互市”中也提出了于各边堡遴选多处开立民市的要求，由于严嵩说服俺答先撤军再谈封贡之事，还未曾涉及到这一具体问题，他也就没有召集朝臣进行商议。因此，听严嵩说了贺兰石提出由自己专营民市的要求之后，他立即问道：“往年我大明与蒙古诸部可曾开过民市？货殖几何？”

    严嵩说：“回皇上，我朝与蒙古诸部互市起于高祖文皇帝永乐年间，因蒙人多以马匹交易，故名马市。永乐三年，我朝在开原、广宁开设马市，专门与兀良哈三卫贸易，各部通过三卫。永乐六年，我朝又在甘州、凉州、兰州、宁夏等处开设马市，随来随市，未有定期，瓦刺及赤斤、罕东、沙州、哈密等蒙古卫所皆于此货殖。正统三年，我朝俯允瓦刺所请，开设大同马市，专与其贸易，后因其寇犯国门，大同马市关闭。其后宪宗成化年间、孝宗弘治年间及武宗正德年间，在各处边地开过短期马市。但都是官市，至于民市，倒是未曾有过，故此货殖几何，臣也不得而知。”

    皇上尽管还没有表态可与不可，但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严嵩觉得有了一些底气，便又进一步说，从明朝与蒙古诸部多年贸易交往来看，无论朝贡，还是官营马市，都无法满足蒙人各部民众日用之需，汉蒙两族边民就在封锁的边境上私相贸易。即便在是在双方对峙，战争不断的时候，这种零散而又充满危险、且不容于官府的黑市交易也未曾断绝。交易范围也远远超过官市，蒙人可以用马，也可用牛、羊、骡、驴、皮张、毡毯、盐、木材等物换取明朝的布、绢、丝、缎、农具、铁锅、纸张、医药、粮食等物，交易额虽无定数，但想必一定也超过了一年一次或两次的官市。

    朱厚想了想，说：“依朕看来，朝贡贸易以及官营马市并非等价交换。我大明与蒙元各部贸易通商向来少取多予，薄来厚往，以示羁糜之意，但蒙古各部酋首却不能体念天朝上国怀柔优抚之恩，竟认为是收取贡赋，贪欲无壑，稍有不满便寻衅滋事，降而复叛，使各边地田不得耕，民不得息，九边诸军疲于奔命。你方才提到英宗正统年间故事，朕记得英宗先帝《实录》所载，每年都有大批蒙古各部人等涌入内地，以马匹入贡。朝廷均给以优礼赐宴，提供食宿粮秣并大量赏赐。按惯例，瓦刺贡使不得超过五十人，但其贪图爵赏，逐年增加，朝廷多次下敕令予以限制也未有结果。此外，各部来使不但往来多行杀掠扰民，串通一气邀索内地珍重难得之物，更刺探我朝军情，长此以往，朝廷已有不堪重负之感。正统十四年春，瓦刺贡使多达两千人，却还是贪心不足，竟冒称有三千人。英宗先帝震怒，着礼部核查贡使人数，据实给赏，并削其马价，瓦刺便以此滋事，大举兴师入寇，终酿成‘土木之变’之祸！看来，朝廷糜费巨万财物准其朝贡并开立马市，也未必就能收得羁縻抚远之功。”

    “皇上圣明！”严嵩说：“依臣之愚见，朝贡及官市非独不能收取羁縻抚远之功，于国朝财政也是一大弊端。臣查过前朝旧档，依正德五年之例，得胜堡、新平堡、张家口、水泉营四处马市贸易，朝廷核定马价为上等马每匹十二两，中等马每匹十两，下等马每匹八两，共易马七千八百七十四匹，另有若干牛羊、毛皮等物，所值不过二十万两；给付蒙古诸部马价及赏赐上等丝绸二万匹、中等丝绸二万匹，下等棉帛五万匹，粮米粟豆十万石，另有银三万两、其他物品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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