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占得先机，进而通过用于互市的丝绸棉布、粮食茶叶等江南商品，逐步蚕食徽商集团固有的地盘。因此，他们在佩服贺兰石犀利的商业眼光的同时，也感到了脖颈之处的森森寒意。

    不甘心束手待毙的徽商集团经过多次商议，决定动用一切手段阻止此事。他们策动御史翰林等言官词臣和一部分交好的江南籍官员联名上奏朝廷，攻讦以贺兰石为首的晋商集团请开民市之举用意叵测，有勾结鞑虏、资敌倡乱之嫌疑，要求朝廷依律治其干政、资敌之罪。那些或死抱着“重农抑商”陈腐观念不放的清流，或得了徽商集团好处的江南籍官员纷纷上疏，交章弹劾力主其事的严嵩及其同党，一时间朝野上下又闹得不可开交。

    经过了这么一年多的挫折和动荡，朱厚已经不指望那些饱受圣人教诲，满脑子“士农工商，自有分野”封建等级观念的官僚士大夫能理解自己大力发展商业，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良苦用心，对这些弹章奏本一概留中不发――大战初定，江南又起了叛乱，目前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朝局，团结和调动一切力量，戮力同心，共赴国难，反正晋商的银子已经入了国库，鞑靼求贡开互市还有一段时日才能施行，没必要急着挑起争端。

    受到攻讦的严党，以及被贺兰石收买的官员见皇上对此事并未做出明确表态，以为圣意尚在犹豫之中，心中深感不安，决定予以反击，为对皇上心思早已了然于心的严嵩一言所阻：“我等胸怀社稷，兼济苍生，公忠谋国之善早已简在帝心，如今只需坚定心志，秉持上意去做，彼辈区区口舌之利，其奈我何！”

    果然，又过了两天，朱厚便颁下口谕，着内阁即刻拟旨，对晋商贺兰石诸人上体国难，为君分忧的义举予以旌表，并明发邸报刊行天下，朝野关于晋商包销国债一事的争论遂渐渐平息。

    见此举不能奏效，徽商集团又改弦更辙，通过与江南各大商帮多有来往的荣王阿宝，密奏皇上，声言徽商集团也愿为国分忧，输财五十万两以示共赴国难之决心，恳请朝廷增发国债五百万两，由徽商承销。作为交换条件，恳请朝廷也许开海禁，准许民间商人参与海市。

    嘉靖二十二年年初，为了缓解财政危机，朱厚下旨准许重新开展朝贡贸易，并复设了苏、杭、泉州与宁波等处的市舶司，但东南沿海的倭患日甚一日，海路不靖，西洋诸番国小势微，有心朝贡，无力成行；虽朝廷责令兵部并东南沿海诸省加紧整饬军备，加强海防，肃清海路又非是一日可以奏效，因此，朝贡贸易未得到很大的发展，市舶税也没有收到多少。这样的结果令一心要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来带动国内商品经济发展，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朱厚很是沮丧，也无法以事实说服那些因循守旧的封建官员和士大夫同意废弛海禁，后来又因新政引发了接二连三的反对，导致外敌入寇，内乱不休，这个想法也就只好暂时搁置下来。徽商集团的提议可谓是正中他的下怀，当即下诏恩准。

    先是晋商集团，再是徽商集团，为了确保朝廷能同意自己的条件，早已暗中收买了京城勋贵重臣、貂铛贵宦和大部分官员，并许诺利益均沾，以换得官绅阶层的支持。因此，如此重大的、严重背离了明太祖朱元璋“寸帆片板不得下海”祖训的决策竟然没有在朝堂之上引起太多的非议。

    这也在朱厚的意料之中――半月之前的粮食大战之后，他责令东厂和锦衣卫加强了对京城豪富巨贾的监控，自然很清楚其中的猫腻。但事急从权，如今国难当头，可顾不上反腐败，就对那些收受贿赂的官员网开一面，反而以“目下国事蜩螗，已不堪问，且不可妄开意气之争。”为由，下旨斥责了几个仍死抱着祖宗成法不放，上疏坚决反对朝廷废弛海禁的清流官员，赢得了朝野上下一片“吾皇圣明”的颂扬。

    有严嵩说动吕芳授予贺兰石官职的先例，得了徽商集团重金贿赂的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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