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尊严践踏无余，引得朝廷重臣、科道言官，乃至外省督抚纷纷上疏抗谏，那些靠进奉得官的文人武士、工役僧道之流更被官场士林讥讽为“传奉官”。至孝宗即位，就将多达两千余人的传奉官尽行裁汰。不过，虽说此例一开，就成为皇上的特权，尤其是正德、嘉靖年间，这样的事情也就屡见不鲜，但那都是皇上率性而为，让他这个内阁辅臣提出这个有违大明官制的建议，则是万难说得出口的。

    犹豫了一下，李春芳才说：“观其策书，此子实为国朝罕有之贤才，臣敢问皇上一句，缘何却还未有功名？”

    朱厚突然不高兴了，没好气地说：“你问朕？朕还想问你呢！”

    李春芳闻言一震：莫非此人便是皇上以之作为增开时务科的理由，并有意要自己举荐入画院供职的那个浙江举子徐渭？大明子民数千万，生员也有好几十万，该不会有这么蹊跷的事吧？

    还在心存侥幸，就听到皇上冷冷地说：“浙江学政王开林是你向吏部举荐的吧？闻说还是你的乡谊？”

    李春芳吓得一激灵，忙起身离座跪了下来：“臣无识人之明，妄荐庸才，贻误国事，请皇上恕罪！”

    朱厚又将语气缓和了下来：“不必如此惶恐，始作俑者不是王开林，更不是你，倒该怪朕自己多事。”

    李春芳自然不知道个中详情，还以为皇上的意思是镇抚司也有责任，甚至后悔派出镇抚司监督科场，闹出检查生员肛道搜查夹带等等辱没斯文的勾当，进而惹出这样一系列的麻烦。说起来至今他仍觉得庆幸，浙江科场之事想必严嵩、徐阶等人都早已知道，不敢兴风作浪也都是因为镇抚司也参与其中，不免有投鼠忌器之虞。若无这层顾虑，只怕早就策动自己门下的科道言官连上弹章，必欲置王开林于死地而后快。激怒了皇上，王开林固然难逃一死，自己连同已经赋闲在家的夏阁老也要吃挂落。皇上一直揣着明白装糊涂，大概也是担心朝堂从此多事，但能如此自责，贤君明主风范可见一斑。

    但是，皇上可以揣着明白装糊涂，李春芳却不能厚着脸皮装聋作哑，忙又叩头，痛切地说：“国家抡才大典视若儿戏，以致英才埋没草野，臣及王开林之罪，已不可以昏聩名之，臣恳请皇上恩准臣辞去内阁辅臣之职，并将王开林革职，交付有司论其刑罚。”

    朱厚摆摆手：“起来吧。朕说了要怪朕自己多事，你就不必再提什么请辞罢官。就算革了你的职，将王开林身送东市，又于事何补？如今该当想想可如何补救才好。”

    如何补救？当然是从速将那个名叫“徐渭”的生员罗致振拔，使他可以为国效命为主尽忠！但是，既然皇上再也不曾提说过让自己举荐入画院供职，想必此子并无兴趣；不过，皇上增开时务科是由此人所起，想必此人也有实学之能，李春芳忙说：“臣愿举荐他应时务科。”

    朱厚苦笑道：“当日你们内阁诸位辅臣都说此子笔下虽粗糙，胸中有沟壑，经学义理、道德文章都堪称年轻一辈中的一时翘楚。这样的人，可愿意参加那低人一等的时务科吗？”

    皇上突然将怨气撒向了徐阶，李春芳心中暗暗高兴，但此刻自己还未能完全脱罪，可不是落井下石的时机。他仍装作一副痛切自责的表情，说：“可惜明年已是大比之年，否则当可即时荣膺贡举，拔贡九卷到都堂，科名也就有了。”

    朱厚明白，李春芳的意思是由浙江学政衙门以“年富力强，累试优等”的理由将徐渭拔擢为选贡生，就不必参加乡试、会试，只需在殿试贡考中取得名次，便能授官任职。这是李春芳所能想到的最佳作法，可正如他自己所说，明年是大比之年，照例不会安排贡考，那么，徐渭就至少得等三年。象这样的文武全才，晚成为国家公务员一天，都是国家和人民的一大损失，更不用说要晚上三年了！朱厚的脸立刻又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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