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博迎着俞大猷和戚继光两人投来的惊诧的目光，缓缓地问道：“依两位兄台之见，海瑞所议井田制可能施行？”

    俞大猷和戚继光都是军户出身，不懂这些民政赋税之事，都说：“请惟约兄不吝赐教。”

    杨博斩钉截铁地说：“纯属空论！莫说朝廷必不采纳，即使采纳，照他这一套去弄，只怕不独大乱初定的江南，我大明两京一十三省都会先自大乱起来！”

    戚继光若有所思地问道：“莫非便是徐渭方才说的夺富户之田分发百姓，恐生事端的意思？”

    “还不只如此！”杨博说：“以国朝现有田亩而论，每户授给五十亩，确有富余，可地分南北，田有良瘠，人有多寡，如富庶之江南，地少人稠；而苦寒之北地，却是地广人稀，岂可一概而论之以定额？只以海瑞曾任职的昆山而论，设若你元敬有十亩田，可愿意换山陕之田？莫说五十亩，一百亩也不换！做官尚有‘宁为长江知县，不为黄河太守’的说话，更遑论黎庶百姓！还有，全国均一田赋，更断无可行之理，浙江一省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每年上缴赋税却一直占全国七分之一，而南直隶苏州、松江两府田赋，更超过其他省份数倍之多，如若均一，苏州、松江两府百姓固然得其实惠，所缺之额，岂不要加诸其他省份百姓头上？若其他省份不加额，国家财用岂不骤减？皇室用度、百官之俸、兵士之饷又从何而出？皇上心中装着九州万方，断不会如他海瑞一般坐井观天，只看见他身处之苏州及左近松江两地，是故愚以为，此议断不可行，以皇上之天聪明敏，也断不会采纳！”

    杨博一番侃侃而谈，竟是把海瑞的议复上古先王井田制之策驳的一无是处，甚至，听他言语之间流露出的意思，将海瑞的策论定性为祸国之乱政也不为过分。偏偏他说的入情入理，俞大猷和戚继光也无法替海瑞分辩，俞大猷只得试探着问道：“即便海瑞囿于眼界，只顾着为治下小民请命，提不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良法善政，但他应的是能直言极谏科，朝廷增开此制科是为求取直言，以皇上之睿智仁厚，当不会以建言获罪吧？”

    杨博又长叹了一声，说：“毕竟曾出身于我营团军，我又何尝愿意做此之想？只怕事与愿违啊！旁人或许不致因建言得咎，可是他海瑞，却就难说了。他与当朝首辅严嵩昔日有隙，又不认得其他当道大僚，若是严嵩以此发难，谁能帮他说话？”

    戚继光不同意他这样悲观的论调，反驳道：“严嵩再是专权擅政，说破天海瑞也只是一个建言失当之过，他又怎能置海瑞下狱论死？”

    “论论别的事倒也罢了，惟是国朝以农耕为本，这田亩之制，岂能随便妄议改易？这一条就先是罪过；其次，井田之制固然是上古先王的良法美意，却不合用于后世，前汉大奸巨恶王莽便是议复井田制而亡国破身，严嵩当可以此发难，指斥海瑞居心叵测，学的是赵高毁秦之法，意欲坏我大明江山社稷，诛心之论，却可当成莫须有的罪名。还有其三，”杨博压低了声音：“井田制之议可是当年建文逆臣方孝儒的主张啊！”

    俞大猷和戚继光都为之一凛：一百多年前，太祖高皇帝之皇太孙朱允即位大宝，是为建文帝，在一帮左班文臣的辅佐下，开建文新政，宽刑减赋，变更祖法，改易官制，并厉行削藩，以致成祖文皇帝起兵靖难，开出的逆臣名单共计二十九人，时任文学博士的方孝儒因颇受逊帝建文的信用，国家大政也多咨询于他，因此在逆臣名单中排位第四，仅次于太常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礼部尚书陈迪三人。嗣后，成祖文皇帝攻克南京，招方孝儒起草登基的诏书。方孝儒在朝堂上嚎啕大哭，声震殿陛。成祖文皇帝苦劝不止，授给纸，跪在门外奏道：“奴才杨尚贤给主子复旨来了！”

    原来，他今日做东宴请营团军诸位军官，乃是奉了皇上的密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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