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论。可是，下官却担心，无田的百姓多了，都争着租田耕种，田主倘若提高租赋，三七、二八，甚至一九，百姓租是不租？不租则无以为生，为了活命，大致也只能忍辱负重。这并非是下官危言耸听。当初朝廷也曾推行改稻为桑，那些丝绵大户公然提出按‘六、三、一’分润，六成归自己，三成上缴国家，只分一成给百姓，以致皇上富民强国之良法善政却成了官商牟取暴利之良机，更险些成为致乱之源，当初坐镇南都的吕公公才不得不上奏朝廷，紧急叫停了改稻为桑之国策，致使这一良法善政延误四年之久。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说着说着，赵鼎又激动了起来：“苏松两府田地多在官而不在民，民田不过十中一二，官田多肥沃，赋税高达数斗乃至一石；民田多贫瘠，亦达数升乃至一斗。平均下来，两地百姓所承担的赋税，原本就比其他州县高出数倍，区区两府之地，每年赋税已几近我大明两京一十三省赋税总和的十分之一。以本府治所华亭而论，在籍百姓四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二人，在册田亩五十二万六千三百二十一亩九分，其中有四十万八千四百亩为官田，民田只有十一万八千亩，其中有一多半是棉业大户的棉田，百姓的稻田不足五万亩。每亩一季丰年可产稻谷两石五斗，多不过三石。交过赋税，所产稻谷摊到每个人丁，全年不到三百斤。脱粒后，每人白米不足二百五十斤，摊到每天，不足七两，老人孩童尚且不能充饥，成年壮丁则远远不够。得亏本地棉业兴旺、市井商贸繁盛，男丁于农闲之时受雇于商户充当苦力贩夫，老弱妇孺则日日在家纺线织布，全家老小终年劳作不歇，才能勉强交粮完税，倘有剩余才能换些油盐购点粗粮苟活性命。民生之苦，已然苦不堪言！”

    “今年松江百姓遭了灾，近十万百姓绝收，若是把田都卖了，明年就只能租田耕种。即便仍是稻田，按五五交租，则每人每年只能留下稻谷一百五十斤，脱粒后不足一石，摊到每天只有三两五钱。倘若改种桑棉，田主未必还会和雇农按五五、四六分成，百姓分得的棉麻蚕丝，换成粮食，每天还不到三两五钱。三两五钱米，怎够过活？”

    “且不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也不说朝廷律法煌煌圣命，我辈士子束发便受教于孔孟圣贤，当知孟子有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赵某虽无经略之才，既辱蒙圣恩，身受皇命，治政一方，抚民一地，治下百姓之疾苦便有如己溺己饥，万难抛之脑后……”

    高拱怔怔地看着眼中含泪、悲愤不已的赵鼎，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许久之后，他突然站了起来，深深朝着赵鼎一揖在地，感慨地说：“自古都是不动的百姓流水的官，松江百姓能遇到赵大人这么一位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实则大幸！如果我大明朝的官员都有赵大人这样的爱民之心，何愁天下不治、百姓不安！”

    高拱方才一直与赵鼎激辩，众人大致都能猜到他在帮自己的恩师夏言说话，此刻突然听到他给予了赵鼎如此高的评价，先是一愣，随即想到了高拱原本就是这样真诚坦荡之人，都把赞赏的目光投向了他。

    静听他们激辩的朱厚更是心中怦然大动，深深地望着高拱，突然感悟到自己为何格外看重这个年轻的官员，一直把他当作宰辅之才悉心培养，原来就是他的这个“真”字让自己看到了大明王朝的希望。

    有明一代，无论是阉宦专权，还是奸相柄国，朝野上下始终有一股浩然正气在，后世有评，言与当时文官士子昌明理学心学关系巨大。尤其是在嘉靖一朝，王阳明心学的“致良知”之说在士林中大行其道并深入人心，陶冶了许多科甲之士。但心地光明多半还在于各人的禀性，高拱身为国朝理学后进一辈中的名士，天性又是心地坦荡，真实不假，加之这些年在御前行走，见多了皇上率性自然、不拘形迹的作派，耳濡目染，也就更是有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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