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在军中任职期间,效法古之大将统军之法,时常与将士们一同操练,起初每天累的腰酸背痛苦不堪言,久而久之,发觉自己身体强健了许多,不但甚少生病,终日伏身案牍忙于政务,也不觉得累了,算是尝到了体育锻炼的甜头。此刻听到皇上这一番高论,他也来了兴趣,插话说道:“孔圣先师《论语。宪问》有云‘君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中庸》更有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足见皇上的圣谕契合圣人之道。此外,尚武精神也绝非上古先贤所独有,自汉唐以降,文人墨客之中,亦有不少豪勇任侠,精通武技之士。汉有班超投老、夏阁老他们内阁去议,你们就不必参与了。朕只想问你们一件事:朕记得宋元话本、杂剧之中,时常会提到百姓受到当地官府的凌虐而无处申诉,愤然进京告御状,冤情上达天听,终得昭雪。你们说说,告御状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作者凭空臆造出来的?”
高拱说道:“回皇上,赵宋之时,确有允许百姓上书君父或伏阙陈述冤情于御前之制,百姓家俗称其为‘告御状’。史载,北宋仁宗皇帝嘉祐年间,曾有开封一老妇因自家喂养的一只鸡被人偷走而告到御前,仁宗皇帝固然以之为殊为可笑之事,却仍御批着令开封府尹为其加倍赔偿。宋室南渡之后,仍奉行此制而不违。是故宋元话本中多有‘告御状’之情事。”
朱厚熜感慨地说:“百姓丢失了一只鸡,天子尚且能亲自过问,这是何等的仁君爱民之心!见微知著,宋仁宗确实当得起庙号之中的一个‘仁’字!”
接着,他又意犹未尽地说道:“赵宋皇室虽多孱弱庸碌之君,朝臣也多是颟顸迂阔之辈,在安邦定国的战略方针上犯了许多错误,比如说割让幽燕十八州给辽国,使中原失去天然的防御屏障,宋朝步兵不得不在广袤平原上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野战。又比如说,宋室南渡之后,君臣上下都仰仗长江天堑,偏安于江南一隅,碌碌无为,不思进取,直至被蒙元亡国灭种。但是,正因他们始终都怀有一颗爱民之心,士人百姓感念宋室数百年恩惠,即便到了蒙古铁骑席卷江南,几乎全部国土沦丧敌手,宋室行朝漂泊海上之际,仍有数十万百姓抛弃家产,矢志追随行朝,身死国难亦无怨无悔。换作是我大明朝到了那么一天,真不知道甘愿守节殉国者能有几人啊……”
朱厚熜只顾着自己说的痛快,却没有想到,自己这一番感慨等若是质疑朝臣士人的忠君爱国的节操。高拱、张居正两位臣子对此都不以为然,甚或觉得皇上今日一再说到大明覆亡如何如何,是为大大的不吉。不过,皇上有上天示警,有此忧思也在情理之中。即便是高拱也不敢明着反驳,便婉转地说道:“请皇上恕微臣放肆敢言,若论仁君爱民,非独赵宋有之,我太祖高皇帝比之宋室列帝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大明定鼎之初,洪武元年,太祖高皇帝便置登闻鼓于午门外,接受百姓击鼓申冤。为防有人暗中阻拦,还派都察院御史每日轮班值守,凡民间有冤情而地方官府不接状或不能秉公而断者,百姓便可以击鼓,由当日值守御史即时带着上奏御前。”
“呵呵,朕就知道你高肃卿会这么说。”朱厚熜笑道:“既然设置登闻鼓、准许百姓告御状是太祖高皇帝定下来的祖制,想必也没有人敢贸然废止。那么,朕就不明白了,今日朕向那位浙东行商李老爸提出此议,他为何却畏之如虎?”
高拱解释说:“自设置登闻鼓之后,刁民诬讼之事屡有发生,地方官员难以行政治民,对此多有怨言。弘治年间,孝宗先帝便采纳有司官员奏议,对所告不实者,族诛其家;所告属实,涉案官员依律治罪,诉告之民以‘违制犯上’律杖四十、流三千里。”
朱厚熜叹道:“原来如此!无端捏造、诬陷父母官,有抄家灭族之祸固然是不法刁民咎由自取;即便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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