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了，于是就出现了代表这种变化了的经济关系的个人或者党派来要求确立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当新的经济结构成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时，这些个人和党派就会要求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占统治地位，从而要求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权形式。可见，只有在社会具备了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那些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阶级掌握了政权，我们才可以说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社会的性质是怎样的，而如果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零星的、还没有发展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没有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的经济力量，那么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就最终根本不会改变或者决定社会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政权的更迭最终仍然不过是社会财富按照旧的社会方式进行重新分配的过程，而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社会好一些或者坏一些，就只不过是因为不同的阶级分配社会财富的标准不一样，从而使得旧社会的社会矛盾或是表现得缓和一些或是表现得激烈一些罢了。因此，这种情况下的政权更迭归根结底仍然还是是对旧社会进行了一次改良，从而在新的或者说新的历史发展高度上重新孕育原来那个社会的内在矛盾、重新经历那个社会的矛盾从潜在到尖锐的发展过程而已。由此可见，不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是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这些理论的出发点多么好，如果我们不能在夺取政权后立即建立起或者基本建立起消灭了分工的社会生产方式，那么，这些理论最终就只能沦落为空想，虽然我们丝毫不怀疑领导这种实践的领导人坚定的阶级立场，但是，我们仍然会认为这些领导人、这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在的这个统治阶层却仍然是带有剥削性质的阶层。

    剥削归根结底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剥削是否存在不取决于人们的思想，不取决于人们已经认识到剥削与道德、正义相违背。剥削的存在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取决于由这个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只要旧的经济结构没有改变，剥削这个阶层就必然存在着，而这个阶层就依然会如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这个阶层－－－－－－确切说这个阶级，这个阶级中的个别人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逃逸出这个阶级以外，但是，这个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是不会灭亡的。只要旧的分工没有失去他存在的根据，这个阶级就没有失去他存在的根据，这就是历来被压迫人民起义最终归于失败的决定性的原因。他们从根本上说都是被自己打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改变旧的生产方式，他们仍然只能按照旧的方式去组织社会生产，既然这样，他们也就只能在新的历史上再重复阶级产生的社会过程。

    谈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恩格斯的一段话：“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只要它能够发展到农民已不再是个别而是集体从事耕作的程度：并且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可见，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私有者”，但比西欧没有财产的工人“更接近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有生命力的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革命（指特卡乔夫说的俄国只要在三四个地方发动起义，革命就会成功）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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