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但周恩来却因其在宁都会议上的折衷态度受到苏区中央局成员项英、顾作霖等的批评。1932年11月12日，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和争论情况，其中涉及到对周恩来的看法：“恩来同志在会议前与前方其它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电”，“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发言中有过份的地方，但他（指周恩来――引者注）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

    同一日，周恩来致电上海临时中央，为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进行辩解：“我承认在会议上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份批评”，但“会后顾、项等同志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阵营中难得的人才，圆熟（不是圆滑！）功夫真是历练到了家。他早年很喜欢汉朝的张良，其实，如果真的把他和刘少奇、朱德比作毛泽东的“汉三杰”的话，周恩来以结局来看真倒可以算作张良了（刘少奇的结局和韩信是一样的，朱德长期坐冷板凳，和萧何后来的被囚禁也差不多）。毛泽东被“二十八个半”搞得灰头土脸的时候，周恩来还叫他“主席”，以致毛泽东晚年在王洪文长沙告状事件发生的时候，还曾经说过：“恩来是个好人，不整人!”。

    根据现存资料，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并没有接受苏区中央局对他的指责，11月26日，苏区中央局在给上海中央的电报中也称毛“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然而根据临时中央11月给苏区中央局的复电却又看出，毛泽东在压力下，在会议上曾被迫作出承认“错误”的表态：“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必须帮助泽东同志迅速彻底的改正自己的观点与吸引他参加积极的工作。”

    毛泽东既然已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犯下“错误”并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周恩来也是在肯定毛有错误的前提下，主张对毛采取较为宽和的态度，那么继续维护以周恩来为核心的苏区中央局的团结就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了。1932年11月，临时中央复电苏区中央局，指出“恩来同志在（宁都）会议上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为击破敌之‘围剿’，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

    继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土地政策，现在又在宁都会议上集中批评了毛泽东的军事作战方针，使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权势被一步步削夺。宁都会议结束后，苏区中央局书记仍由周恩来担任，当周在前方指挥作战时，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则继续由在后方的任弼时代理。1933年1月27日，博古抵达瑞金后，虽然局部调整了中央苏区的领导机构，但是宁都会议后形成的权力格局基本没有变动。

    博古到了瑞金后，为消除所谓“游击主义”对红军的影响，指示周恩来等依照苏联红军的建制，对中央红军的作战训练、军事教育开始了有系统的改造。过去，中革军委主席一职虽长期由朱德担任，但掌握军队实权的则是副主席周恩来。博古抵达瑞金后，周对军队的领导权开始受到限制，1933年5月8日，博古、项英参加中革军委，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改由后方的中央局直接掌握。李德抵达后，周的决策影响力进一步缩小，红军最高决策权又被转移到李德手中。周被削弱军权，也许与周对毛的温和态度有关。在周被削军权的同时，对毛态度冷淡的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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