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是皇帝向勋贵们摊派。

    李承祚不得不对着皇帝表态道：“臣李承祚愿意乐助3000两，替京城受难百姓重建家园。”

    田尔耕立刻跟上说道：“臣也愿意乐助300两，为京城百姓添些衣物。”

    “你们两个都很不错，这便回去干你们的事去吧。”朱由检挥着手，示意两人就此退下。

    当王承恩送人回来之后，朱由检对着他说道：“派个太监专门管理这些善款，一定要做到有账目可查。另外丰城侯献出的土地，退还他一百顷，剩下的再没入官地。”

    朱由检一边说着，一边看着桌上堆积起来的卷宗。由于改同意为反对之后，司礼监的权力缩减了许多。

    以往内廷和外朝相争时，以拖延或是拒绝批红为手段牵制外朝的方式，显然是失效了。

    一直同都知监争夺主导宫内事务大权的司礼监，在宫内的权力斗争上居于下风了。

    对于都知监压到自己头上，司礼监不少首领太监感到有些吃味，但是二十四衙门改制之后，旧的格局已经被打破了，司礼监想要保住传统地位显然很困难了。

    内廷权力的缩减，最直观的就是，崇祯面前的卷宗需要进行批示的已经不多了，大多数只是给皇帝了解下内阁的处置方式而已。

    朱由检翻阅的非常快速，到了卷宗底部，才发觉是一叠文章。他稍稍扫视了几眼，原来是他要求翰林院及大明时报命题写的文章。

    对于夫子所说的仁义，究竟能达到社会那个阶层。大多数人都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为由”，认为仁义只能施于百姓身上。

    少部分人则更为极端的表示，君王及士大夫的仁义只能施于士大夫身上，连普通百姓都没有资格享受夫子的仁义。

    十多篇文章中，认为官奴婢同样应该得到仁义的恩惠的，只有两篇。

    一篇从夫子的仁心出发，认为夫子心中的仁义并无区别对待百姓和君王，因此仁义应当及于官奴婢身上。

    一篇则是从官奴婢本质上也是人出发，认为百姓c士大夫c官奴婢虽然身份各有不同，但是就根本上来说，大家都是没有区别的人。因此仁义能施加于士大夫c百姓身上，就能施加于官奴婢身上。

    前者是翰林院的孙之獬所写，他虽然论证了仁义能够及于官奴婢身上，但是还没有脱离这个时代的社会道德标准。

    即仁义施加不施加，施加于谁身上，取决于上位者的一念之间，和承受者的身份无关。虽然这篇文章附和了崇祯的要求，但是却无法惊动大明这潭死水。

    而后者是大明时报的主笔柳敬亭所写，看起来西山煤矿一行，带给了他很大的震动。

    因此行文之中，一种悲愤的情绪扑面而来。和孙之獬引经据典，文辞华丽不同。柳敬亭的文章用的是市井俚语一般的白话文，基本没有什么典故，但是却富有感情，就像是他说书一样。

    这篇文章才正是崇祯想要的文章，脱离了一切社会身份，只是单纯的讨论人的本质，这正是人文主义的精髓。

    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人生幸福：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崇尚理性，反对蒙昧。这正是过去300年来，欧洲摆脱了愚昧的黑暗中世纪，跨入了近代社会的开始。

    如果崇祯没有记错的话，这就是欧洲近代思想启蒙的开端，文艺复兴时代的宗旨。

    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埋葬封建秩序的资本主义思潮开始逐渐成长了起来，构建近现代科学体系的理性思维方式开始在西方成为主流。

    和欧洲建立在愚昧的神学基础上的封建秩序不同，构建在儒家伦理道德上的中国封建秩序，显得更为完善而不可摧毁。

    虽然大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活跃程度，远远超过了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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