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没有太晚。再说一次，各位中秋快乐。可惜北京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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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承宗的脸部有些抽搐，他想起了那个夜晚。那个不眠之夜，最终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但是到现在他也毫不后悔的抉择。

    谭明鑫继续念着信：“叶承宗走后，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很生气，越想就越气。气得不是别的，而是党多年的培养竟然还是敌不过一个妓女的诱惑。后来蔡琳同志（贺遇强的妻子）的一番话让我冷静下来。她说：‘撇开党的纪律和政治立场不说，一个未婚的年轻男人能够借巨款为一个妓女赎身，而且要娶她为妻。这样的男人绝对是一个坚强而勇敢的人。作为一个领导，你应该为有这样的属下而感到自豪。同时作为一个领导，就算下属真的有错，你是不是应该先把事情从头到尾了解仔细、清楚以后再做出判断呢是不是不应该还不知道事情的始末就粗暴的对下属提出批评。’”

    “冷静下来之后，我感觉自己的确是有些太粗暴了。于是在第二天，我就派了几名同志在不惊动叶承宗的情况下仔细调查这件事情。当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不想叶承宗对组织和我产生不满情绪。因为叶承宗和那位叫方小玉的姑娘都是海城人。而且其中参与调查的人中有位同志还是他们的中学同班同学。所以仅仅花了半天多的时间，事情就基本上调查清楚了。叶承宗和方小玉在中学的时候，两人就很要好。后来，叶承宗去了北平读大学，而方小玉全家搬去了上海。日本人占领海城之后，叶承宗回到海城参加了游击队。方小玉则不知所踪。不过，在抗日胜利后，她回到了海城，成了怡翠楼的头牌。听说前几年她家境败落，为了给父母治病，在上海卖了身。这两年，年纪有些大了，才又被转卖到了海城的怡翠楼。”

    “叶承宗得到消息之后，两人见了几次面。然后他就下决心要为她赎身。可是四千大洋不是个小数目，他身边的知道情况的几位同志即使想帮他也无能为力。”

    “我考虑了整整一天，我们革命者的理想不就是想要让大家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吗？只要方小玉没有其他的政治背景，作为叶承宗的同志和领导，这个忙我应该帮。当然我觉得不应该动用组织上的活动经费。因为我认为第一活动经费并不宽裕，第二不能够开了公款私用的先例。最后我决定找来了市委除叶承宗以外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大家也一致同意了我的观点。贺强（当时的副书记）还提出，为了叶承宗个人和组织上今后的安全，替方小玉赎身之后，还是应该将他们送到解放区去。最后，除叶承宗以外的其它几位同志都一致同意了贺强通知的提议。”

    “不！”叶承宗听到这里，再也听不下去了，直接站了起来，简直是在用吼的：“你们别想用这两张破纸来骗我，告诉你们。别想！”

    江道临不急不躁，扬了扬手中的一张纸：“这张纸上记载了当时海城市委为你捐款的情况。贺遇强和蔡琳同志卖出了祖传的一方砚台，又当掉了蔡琳同志出嫁时母亲送她的唯一一件大衣，捐出了两千四百六十三块大洋，贺强同志当掉了父亲留给他的一只永乐年间的花瓶，捐出了七百二十块大洋，市委其它的几位同志经济都不宽裕，但也都是竭尽所能总共捐出了三百一十二块大洋。这离四千块大洋仍然相差五百零五块。贺遇强同志又提出是不是本着自愿的原则，在小范围的同志们中间搞一次募捐，最后市委一致同意了。到六月二十五号晚上，市委得到你叛变革命的消息为止，仅仅半天时间市委连带之前共即收到了三千九百七十八块大洋。这里是具体的名单，你可以来看一看。你叛变之后，海城市委虽然及时地转移，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但是许多同志不得不离开海城。为此，贺遇强同志感到很内疚，最终他向上提议，希望把这笔钱留下来，今后专门帮助那些在生活上需要帮助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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