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讲是徒有其名，并无其实。它不仅对富商大贾不起丝毫作用，反而因为朝廷实行减轻商税政策，使那些名不列市籍，身不在市肆的富商大贾们，不但不受贱商令的限制，而且利用有利的经济形势，大展宏图。因此，唐建立不久，商业就得到了蓬勃发展，商业资本迅速膨胀，以致出现了许多“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的富商大贾。也有了天宝二年，韦坚在广运潭展示特色商品之事，那数百船各郡特色之商物，琳琅满目，数不胜数，可见当时商品之丰富，工业之发达。

    发布贞观年间，颜师古为秘书少监引富商大贾为校书郎。校书郎一职，地位虽不高，但属清要，一般入仕都在举进士之后任。富商大贾入秘书省为校书郎，以商贾而入清流，可见地位已不一般。则天皇后时，张易之在内殿设宴，请蜀商宋霸子等数人入宫为博易的游戏。富商堂而皇之进入皇宫，没有一定地位是不可能的。虽然后来被抨击，但毕竟是进了皇宫，在“则天皇帝”面前抖了抖威风。到中宗时，贱商令已开始被卖官令所代替，其时用钱三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为中书”，“遂使富商豪贾，尽居缨冕之流”。工商杂流竟能入仕，此时商人阶层已开始在政治上有一定地位。

    发布但商人地位的低下由来已久，司马迁曾说“行贾、丈夫贱行也”。士子学士以商人重利轻德，对商人的印象都不是很好。李此际的言语就代表了士人对商贾的看法。

    发布李复知道需要改变商贾在李心中不佳的印象，不然今后李彭想随其一起做事也有麻烦，便挖空心思，仔细斟酌，说道：“使君切勿此看。历朝历代，重农抑商都是有一定原因的，秦商鞅变法提出抑商，是因为其时秦国农人十分缺乏，已到了免征十年赋税招徕三晋之民“使之事本”的地步；另一方面，城市商业却很兴盛，所以商鞅要抑商使之归农本。而商鞅抑商政策的实质，一方面是发展官营商业，另一方面则在于禁止影响正常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奢侈品生产，以调整农商人口比例失调的矛盾。他说‘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这里的“末事”，是指那些奢侈品生产，而非一般的商业。对于商业，商鞅曾给予过充分肯定，他说‘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商鞅显然明白商业在流通方面的作用，认为它与农业、官吏一样，是国家不可或缺之物。”

    发布“到汉高祖刘邦下贱商令，还颁布了‘轻田税’令，中经惠、文、景诸朝，直到武帝时，还打击商贾，这是因为汉建立之初，万象凋敝，农人十分缺乏，农业‘户口不得而数者十二三’，经济衰败。可是，一些商贾和豪强却仍在兼并土地，掠夺人口，‘商人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所以才采取了抑商之策。但随着社会经济之恢复，抑商政策就逐步松弛。到惠帝、高后时，商人‘乘坚策马，履丝曳缟’已成合法。而我大唐实行的经济政策很是开放，朝廷实行减轻商税之政，正说明了我大唐对商贾并无抑意。”

    发布“商贾之重要性，毋须我多言。所贩商品，满足天下所需，使百姓生活有所改善，为国缴纳商税，自己也可赚钱，可以再用来为百姓做些实事，利国利民利己之事，为何不去做呢？”李复说到此处，看李脸上已是一副微笑的模样，知道他已接受自己的话，语气便一转，道：“况且我等为工为商，并非只为赚钱，这些都只是我们的一个手段，最终还是为了天下民生，为了我大唐的富强。比如要传行圣人之德，要借助书籍，但现今书籍的印制十分麻烦，若是我们改进印坊之工艺，使书籍印制简单方便，使圣贤之书大传天下，使人人能得而读之，岂不是强过一人终身为学，独自言传身教吗？”

    发布李听到此处，已从欣喜转为兴奋，向李复道：“李郎所虑深远，我所不及也。只是李郎所说书籍印制之改进，可是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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