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凭什么还要枪决他们？政府凭什么说话不作数呢？票儿是代表政府与他们谈判得啊！当时票儿代表政府答应他们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啊！如何就不算数了呢？如此说，他们是被票儿骗下山来的了。票儿呢？是啊，票儿呢？他们一路上恨恨地四下张望，哪里还有票儿的踪影。

    七个匪首，依次被押下车来，鱼贯押到了河坡上，又依次站成一排。河坡上已经搭起了一个临时的台子，那是宣判并监刑的地方。河坡下人头攒动，早已经围观成了看戏的景象，人们说说笑笑，似乎是赶一个热闹的集市。自古以来，看杀人总是老百姓兴趣盎然的首选节目。肖桂英昂首挺胸站在河坡上，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围观者的目光多是聚集在了她的身上，许多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漂亮的女人，这一个在保定留下了太多传说的女人，死到临头了，如何还是那样镇定自若呢？

    明亮亮的太阳升起一人高时，身材魁梧的保定军管会副主任张百强，大步走上台子。张主任掌管着保定市刚刚成立的司法机构。凡重大的行刑，都由他主持法场。他用重重的南方口音，宣读了政府的判决书。围观的群众几乎没有听懂张主任都讲了些什么。张主任宣读完毕，便走到了一边，坐在了宣判台上的一张椅子上，监刑。他招招手，立刻就有两个战士走过来，竟把肖桂英押下审判台，押出了法场。

    怎么回事儿？怎么单单把肖桂英押走了？张主任刚刚怎么宣判肖桂英的？张主任那含混不清的口音，人们几乎都没有听清。正在纳闷儿，就看到又有十二个战士大步上前，两个人按一个，刘连雨等六个匪首就被按倒在台上，跪下了，后边就有六个持枪的战士走上前，用枪抵住死囚的后脑。只听到八声清脆的枪声，那六个作恶多端的匪首就先后滚落下台子，躺在了河坡上。为什么是八声枪响？据当时目击者回忆说，当时有一个战士的手发抖了，一个死囚竟然用了三发子弹。

    2004年夏天，全国上下准备迎接建国五十五周年。《保定日报》要做几个回忆保定往事的专版，谈歌与报社的李小明记者去了北京，在某个干休所，采访了当年曾任保定军管会副主任的张百强，老人那年已经九十多岁了，精神矍铄，记忆力仍然很好。回忆到这件事，老人笑了：“的确是一个战士用了三发子弹。这个战士名叫何敬武。当时是一个新战士，可能经验不足吧。”这位名叫何敬武老人还健在，他是在保定某大企业的保卫科长的位置上离休的。他后来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何敬武摆手说：“是张主任记忆有误喽，传说也有误。我当年只打歪了一枪，是那个名叫赵改乱的匪首脑袋动了一下，回头朝我笑了笑，赵改乱笑得很怪，我当时心里慌了一下，枪就打歪了，只好又补了一枪。也就是说，当时的刑场上只响过七枪。断没有八枪的道理。再有，我也不是新战士，我1944年入伍，当时已经当了班长，怎么会是新战士呢？是首长记忆错了哟。”何敬武老人一脸遗憾的颜色。我们又采访了当时在刑场观看的齐大仓老人，他是南河坡的老住户。观看枪毙土匪那年，他十五岁。齐大仓说：“也不是八枪，也不是七枪，肯定是九枪。我听得真真的。”齐大仓唯恐我们不相信，反复说，他肯定不会记错。我们起身告辞，齐大仓的孙子送我们出来，小伙子名叫齐顺平，是保定商场的送货司机。齐顺平苦笑着低声说：“你们千万别相信我爷爷的话哟，他越老越能讲，能把秦始皇说成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也能把孙悟空说成是清朝的兵马大元帅。”我们都愕然不已。写到这里，想起了法国一句谚语：两只钟表放在一起，就没有了准确的时间。那么三只钟表放在一起呢？谈歌感慨，张百强、何敬武、齐大仓，他们三个人谁说得是真的呢？如此说来，回忆这种东西，有时是很可疑的。

    肖桂英则被重新押回了囚车，她手上的绑绳也立刻被解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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