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置于铺天盖地的非议中”。中国历史上谁被大臣这么骂的狗血喷头，大概万历是冠军了。

    万历被他的这群大臣这么肆无忌惮的痛骂，是否真的因为他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不堪到极点，所以才受到如此待遇呢？其实不是，蔡明伦在分析原因中说“士风日下，部分言官出于沽名钓誉的私心而故意耸人听闻”，蔡的估计应该还是太保守了，在他看来，仅仅是部分，在我看来，是绝大部分才对。他自己也说“随着明朝中后期士风之日下，士大夫变的趋炎附势，追逐名利，好名之风颇盛”，引用当时曾任过礼部尚书的于慎行的话说“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三八]，大学士许国也愤慨地说：“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明史》卷二三一]

    蔡明伦分析道“既然进言能带来这些好处，一旦冒险成功，升官会比正常情况快，所以一些言官在进言时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耸人听闻，故作激切，以遂其私”。

    时间长了，神宗也知道他们的把戏，早在万历十八年，他就已经揭穿这些言官的真实面目，他说“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但言官们听了神宗的训斥以后，不但不加收敛，反而更肆无忌惮，有恃无恐，猖狂嚣张起来。万历皇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只是在他们的无理漫骂攻击中锻炼出来好脾气。当时人，也颇有了解内中情形的。比如于慎行就说：“今上在御日久，习知人情，每见台谏条陈，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舆，有时全不动怒，曰：‘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卷而封之。”

    当皇帝能当出这样的好涵养好脾气来，也真是明代才能有的现象。即便现在一般人也很难做到这种面对无理漫骂攻击，还全不动怒。如果是满清康熙乾隆这些东西，有人敢对皇帝这样做，砍头是轻，凌迟抄家免不了。甚至是提出正当的意见，都有生命危险。

    孟森说过清朝下的一件事情来和明朝的皇帝做对比，“清嘉庆初，编修洪亮吉上书请代奏，亦视朝稍晏等语，严旨立斩，临刑改戍伊犁，遂亦称盛德，视此又何如也！”虽然他是拿嘉庆和建文向批评他的大臣道歉做对比，但和万历对比也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嘉庆在满清并不算最残暴最无耻的一个皇帝，所以还有人敢提一点意见。但已经是如此，其他如康熙雍正乾隆等有名的暴君，是如何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万历这样的好脾气，居然还被某些人大肆丑化成任性尚气，心胸狭隘。比如阎崇年在百家讲坛的《明亡清兴六十年（1583-1644）》中可以完全不顾事实地说“对万历怠政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都遭到惩罚”。而事实真相是却恰恰相反，绝大部分对神宗进行批评漫骂的言官没有得到任何的惩罚（大概也就只有刚开始那个根据万历生病胡编乱造些污秽言辞来污蔑万历的卢洪春被打了六十下屁股）。这才有蔡明伦说的一些言官看到进言时言辞激烈什么事情都没有，“也就更加放心大胆地批评指责，甚至在上奏前四处宣扬，显示其言之激切，以求直言极谏之名”

    如果说以上的还能完全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在册立东宫的争论上，就更可以看出万历的脾气实在好的有些过头了。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万历和文官集团的争斗从万历十四年就已经开始，彼此来回了好几个回合。

    到了万历二十年，礼部都给事中李献可等人又联名上疏逼迫万历表态，结果这些人在上疏中居然把弘治年号写错了“弘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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