莒之所以会失态，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无力感。

    如今中原故地的官吏，出于平衡的考虑，大致来自于三批，赵与莒最信任的一批是来自流求，经过流求十年培训与实习的一批官吏，他们熟悉新式管理方法，了解未来的发展趋向，对于大宋的国势充满信心。其次一批是大宋礼部会试、吏部选拔的进士们，他们饱读诗书，满怀经世救民之心，出仕、有朝一日为卿为相是他们的理想。第三批则是经过臻别的原金国官吏，赵与莒明白，若想得到中原遗民的支持，原先的金国官吏就不能尽数放弃，必须引用其中一批，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减轻矛盾，降低中原遗民是“被征服者”的屈辱感，这一批官吏当初经过很严格的考核臻别，可以说每个都是十里挑一。

    然而，让赵与莒极度失望的是，在王启年的奏折和特使的遗奏中，与那些黑心煤厂主勾结的，并不仅仅是那些金国故吏，相反，他们的人数反而在堕落的官吏中所占数量最少，情节也最轻，这可能与他们作为大宋政权的“新人”要谨慎几分有关。至于另两批，则是更占半壁，来自流求的官吏最为狡猾，手段也高明，而来自科举的官吏最为贪婪，贪污得最为理直气壮。

    才打下来不过两年的地方，吏治就如此堕落，这让赵与莒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特别是那批来自流求的官吏，他很努力地培养他们，通过各项手段来提高他们的待遇，但人心不足蛇吞相，在流求严格的监督制度下，他们表现得循规蹈矩，可到了打下的中原地区，别的派系的官员都将他们当作是天子嫡系，他们的权力失去了必要的监督，个人地欲望也就不可遏制地膨胀起来。

    将吏治的清明寄托在官员个人的操守与道德上。这是最靠不住的。但以赵与莒的经历智慧和能力，他又不知道如何在这个时代，建立起能够制约这些官员的制度。只有蠢得臀部与大脑换了位置地人，才会以为引进后世所谓西方制度便可解决掉一切社会问题，也只有比这种人更蠢的家伙才会相信所谓西方文化一定优于中华文化。

    那些人全然未曾想过，他们推崇的西方制度中非常重要和核心的一个内容。也就是文官制度，根本就是诞生于中华的科举制度与西方文明结合之后的产物。

    若是说此前，赵与莒还可以凭借自己做为穿越者的智慧，对大宋各个方面进行指导的话，那么现在，他与如今大宋任何一个官员、儒生、士大夫没有两样，都是在摸索，在探究，究竟怎样的制度才能让这个社会更为公正。怎样地方法才能让大宋的工业化成果为绝大多数百姓所共享。

    这是一个原则，赵与莒坚决不会允许那种最少数人独占社会财富，凭借自己掌握的行政、舆论等等诸多特权。大肆侵吞百姓辛劳与智慧成果地事情，在赵与莒看来，那种人便是整个华夏的癌细胞。

    故此，在单独面对崔与之许久之后，赵与莒终于开口了。

    “崔卿，朕好读史书，诸史、通鉴，朕都看了不下数遍。朕觉得这悠悠青史，不外乎十字。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一人，一家，一地，一国，未有能跳出此圈者。初兴之时，诸人同心协力，共赴时艰，唯有如此。方能死中求活。其后情势好转，便渐生懈怠，人亡政息者有之，求荣取辱者有之。朕每思至此，便暗自警醒，如今我大宋在八年之内一挽颓势，中原已复，国势日强，正所谓其兴也勃焉。既是如此。安知日后。是否会有其亡也忽焉之日？”

    “朕原先以为。即便是有其亡也忽焉之日。也当是百十年之后。朕与诸卿皆已故去。后世不肖子孙。不知民生疾苦。而至有社稷更替之事。可却不曾想。如今天下尚未太平。中原也仅是光复两载。这其亡也忽焉地征兆便已出来。朕将那高丽国主、大理国主、金国主安置于临安。安知他日朕不会为人安置在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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