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李烈钧湖口举义

    在上海方面组织特别法庭对宋教仁刺杀案进行审理的时候，却又遇到相当的困难。首先是凶手武士英已经无缘无故的暴卒；二是要犯洪述祖已经逃到青岛的德国租界，无从捉拿；三是涉案的国务总理赵秉钧称病躲进医院，对于上海方面要他出庭的要求，赵秉钧只管拿出医生的诊断报告，虽然发出过几次电报为自己辩驳，但就是拒不到庭（毕竟是民国第二号人物）。

    在国民党内部，当时也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大体来说，党内的激进派主张武力解决，而原来的稳健派则主张法律解决，特别是那些新当选的国会议员，更是如此。在宋案发生时，孙中山正在日本，他在得知消息后立刻于3月25日返回国内，随即在上海的黄兴寓所召开会议，以讨论下一步的对策。

    孙中山在得知案件过程后极为悲愤，他在会上极力主张起兵讨袁，几乎把去年与袁世凯相谈甚欢的事情忘了个一干二净（判若两人的孙先生当时似乎也不甚成熟）。但是，参与会议的国民党高干们，大多不赞成孙中山要动武的意见。特别是二号领袖黄兴，他认为目前案件的审理对国民党一方有利，应该先考虑法律解决，不到最后一步不应该轻谈战事。

    孙中山听后极为生气，他在心眼底已经认定袁世凯毫无救药，必然要搞专制复辟；与其等他露出狐狸尾巴，倒不如现在就动手。孙中山声称，只要现在给我两师的兵力，我就亲自率领向袁世凯问罪。但问题是，当时国民党连两个师的军队也没有。不过话说回来，就算当时有两个师的兵力，恐怕也像黄兴说的那样，敌不过袁世凯那些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孙中山没有和他们交过手，黄兴可是知道他们厉害的。

    事实上，当时宋案尚未完全厘清，即使国民党人有一千个理由怀疑袁世凯，但也不宜直接认定袁世凯就是幕后元凶，兴兵讨袁未免有“地方反抗中央”之嫌。因此，当孙中山要求对袁世凯动武的电报发出去后，国民党的三个实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都立刻回电表示绝无实力独立。

    孙中山当时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去日本争取援助，但他大概忘记了，在南北会谈前，他也曾在欧美、日本各国转了一圈，结果没有讨得一文钱，两手空空而回。那些列强虽然戴着文明帽，但都是些唯利是图的势利眼，在袁世凯没有当上总统的时候尚且不肯押宝到孙中山身上，如今袁世凯已经当上了大总统，他们怎么会再去支持孙中山呢？好在这个计划没有实施，不然日本要是乘虚而入（租借满洲），那孙先生就得背下千古骂名了。

    国民党当时举棋不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国会要在4月8日开幕，这时候宣布讨伐袁世凯未免有点不合时宜，而大多数当选的国民党议员更是幻想着以国会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这些人和宋教仁一样，都还沉浸在议会政治的迷梦之中。

    第一届国会的开幕式也确实热热闹闹，激动人心。在开幕的前一天晚上，临近众议院的各街道上早已是布置得张灯结彩，流光璀璨，一片喜庆色彩。第二日，那些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们都穿着崭新的大礼服，喜不自禁的陆续走进众议院会场。或许是“宋案”的关系，袁世凯当天并未出席，只是派出了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及内阁总理、各部总长前来致贺，加上前来观礼的内外来宾，场面倒也算隆重。

    等到上午十一点，各方人员均已到齐，国会筹备委员顾鳌宣布开幕典礼开始，先放了108响礼炮，接着才由各方代表发言。随后，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也拿着袁世凯的贺词念道：“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4000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4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说完，梁士诒高举双手喊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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