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落实增加钢铁生产，4月中旬到5月上旬，周恩来先后到全国数家钢厂研究增产措施。

    陈云在南方视察时了解到，大量的双轮双铧犁积压在仓库里生锈，因为南方水田根本不能使用双轮双铧犁。因为推广双轮双铧犁是毛主席的主张，明知无法使用，也没有人敢提出停止生产。周恩来回京后，了解到陈云调查的情况，就在5月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果断决定将双轮双铧犁的产量再减到180万部（原计划1956年生产500万部）。

    虽然从统一思想认识和采取具体措施两个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努力，防止急躁冒进的势头，但是进入1956年4月中旬以后，国民经济还是出现了相当严峻的局势。更为严重的是，主席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分歧日见严重。一向注重维护主席威信的周恩来，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驳回了主席的主张。

    那是4月下旬的一天，主席在颐年堂主持政治局会议。主席提出一个主张：追加1956年基建预算20个亿。主席话音一落，会场里顿时嗡嗡地小声议论起来，多数委员都表示反对。

    主席不悦，说道：“别小声嘀咕，都大声表个态嘛！恩来，你看呢？”

    周恩来面现难色，说：“主席，追加基建预算就会增加原材料的生产，将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也要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周恩来温文尔雅，慢声细语地论述着不能增加的道理。主席冷着脸听着。

    周恩来讲完后，不少人在下面又小声议论起来，都认为讲的有道理。主席又问：“还有谁来讲讲？”没有人吭声。主席已经看出来，没有人会支持他的意见，他陷入了孤立。他怒气冲冲地把手一摆，大声宣布：“散会！”说罢起身离去。大家不欢而散。

    会后，周恩来去见主席。主席的怒气未消，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周恩来解释着自己的意见，说道：“主席，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你追加基建预算的意见。”他想让主席理解他的苦衷。

    不久，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主席与总理的分歧，表现为“冒进”与“保守”之争，但这与两人的思维方式或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主席是使用他的“矛盾规律”分析经济问题的，按照他的矛盾规律的理论，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因此，他反对经济搞平衡，主张打破平衡，先破后立，不破不立。总理是按照经济规律来分析经济问题的，经济规律恰恰要求平衡。

    周恩来努力寻求生产上的平衡。他指定计委领导人薄一波和张玺负责平衡工作，要求把群众的建设热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结合起来。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再次指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

    在周恩来、陈云等的坚持下，195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刘少奇主持，讨论了当年的预算问题。这次会议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会后，刘少奇要求中宣部代《人民日报》拟一篇社论，宣传中央这次会议的精神。这就是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

    6月1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他认为2月会议压缩后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仍是个冒进指标。

    6月10日，在刘少奇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后经修改，其中涉及主导方针的几句话成为：“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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