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后,叶公瑾和左少卿被放出看守所。叶公瑾得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的闲职,而左少卿则得到一个国防部情报局下属的情报研究所研究员的职务。但是,他们除了各有一张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之外,没有任何工作。
他们是同病相怜的两个人。他们没事的时候总是呆在一起。但他们呆在一起却不是因为同病相怜。叶公瑾关心的是藏在左少卿手里的录音,那个录音是梅斯与叶公瑾在国际联欢社的一次谈话。而左少卿关心的,则是她妹妹右少卿的下落。
他们之间常有一句永远得不到回答的询问,“少卿,你把录音藏在哪里?”“公瑾,我妹在哪里?”然后就是互不信任的长时间的互相盯视。
他们的境遇让他们惺惺相惜,彼此同情,让他们相互之间的称呼都改了。但他们心中的疑问,又让他们互相保持着警惕。
这样的日子很难熬。叶公瑾失去了他的所有权力。而左少卿除了惦记她的妹妹外,还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以她的敏感,她相信国防部里,甚至情报局里还有自己的同志。但她不敢和任何人联系,担心会给他们带去灾难。这种与组织断了联系的孤独,仿佛眼睁睁地看着时间之鼠,一点一点地啃食着她的心脏。她却束手无策。
在这段时间里,叶公瑾却做了一件左少卿没有想到的事,学京胡。
叶公瑾有少将军衔,在台北郊区的眷村里分到一套房子。是日本人留下的旧房子,里外两间,还有少量的家具。房子里有厨房和卫生间。
左少卿就比较惨了,只分到一间“克难房”。所谓“克难房”就是“克服困难临时住房”的意思。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官兵有上百万人,甚至拖家带口,需要大量的住房。台北所有可以出租的房子都被军官们租完了。要想在眷村里得到一间“克难”房,也需要有特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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