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四日，《闪电》周报主编卡朗吉亚先生又在题为《空中谋杀》的社论中写道：“这是一个预先计划和预先组织的破坏事件。定时炸弹是放在右翼后边的油箱后面，那里没有灭火设备，因为这个地方不可能起火。”社论中又说：“很明显，定时炸弹是飞机在香港停留时被置放的。在香港，显然并没有采取特殊的安全措施，在飞机场周围也没有看到额外的警察。”

    五月二十七日，印度报业托拉斯又报道：在香港机场检修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机场职员已经逃往台湾。

    五月二十八日，印度《政治家报》也报道了这一消息，并说“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此人应对飞机被破坏事件负责。”

    到了这个时候，美英和台湾方面都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已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不得不和中国外交部协商，希望双方共同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同时希望中国方面提供情报资料。

    五月九日下午，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

    周总理说：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破坏事件，现在我们已获得了足以破案的材料。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同我们密切合作。如果英国政府愿意这样合作，我们提出下列五点要求：第一，中国政府提供的材料，将直接转交香港总督；第二，中方提供的材料，不得透露给港英当局的华籍职员和与美国有关系的外籍职员；第三，对材料中所提到的人员应予监视，以防逃跑；第四，对关键人员进行审讯；第五，在进行这种审讯时，我们希望有代表列席旁听。

    傲慢的英国人到了这个时候，仍然傲慢。他们拖延许久，最后在实际操作中只执行了前四点。

    五月十一日这一天，一直在广州等候的杜自远，终于接到陈主任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陈主任在电话告诉他下一步的具体行动。之后，杜自远又接到外交部的正式通知。通知表明，他将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的身份，前往香港，协助香港英国政府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

    这一天，杜自远和楚伯林带着两名助手，乘车从广州出发，于上午九点半到达罗湖口岸。广州市公安局的两辆警车在他的前后护送。

    过了罗湖口岸，只见几辆警车停在路边，身穿浅绿色制服的香港警察笔直地站在车旁。前来迎接杜自远的是，香港警务处政治部主任威尔考警官，还有新华社香港分社副主编潘德声。

    潘德声主动上前为双方做了介绍。威尔考警官客气地和杜自远握手，并致问候。之后，他请杜自远等人上车。威尔考警官则率警车在前后护卫，一直将杜自远送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招待所。

    杜自远和楚伯林等人在招待所里吃了午饭，又稍作休整，就在威尔考警官的陪同下，去拜访香港总督葛量洪先生。

    香港总督府位于香港岛中环的半山上，远可眺望维多利亚港湾的风景，近可看政府总署和圣约翰座堂。杜自远的车沿上亚厘毕道上山，在总督府门前停下。门前已有总督府的工作人员在等候。

    下午两点三十分，杜自远和楚伯林已坐在总督府葛量洪的大办公室里。

    葛量洪略略地和杜自远寒暄几句，就说：“杜先生，自从悲剧发生后，香港警方立刻对该案件展开了调查。例如，我们详细讯问了启德机场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有过接触的六十多名地勤人员。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所以，侦破工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进展。”

    杜自远平和地注视着他，说：“总督先生，我们知道香港警方所开展的调查工作。我只能说，你们选错了方向。报纸上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有台湾特务实施此案的消息，你们一点也没有涉及。”

    葛量洪总督不动声色地注视杜自远，明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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