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时都是以礼乐制度来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法不过是礼乐制度的补充。当管仲在朝提出要制定明法，用法来治理国家时，堂下一些守旧的大夫便炸开了锅似地议论起来了。

    如果说礼乐制度下，大家还在一起讲究亲亲，从国君到贵族还都是一个大家庭，所谓的国君也就是一个大家长而已。家人之间嘛，等级虽然森严，但身份自然是划分不清的。

    那法是什么？法在一开始便是刑！刑本身就是惩罚，是残酷，等级森严的代名词。过惯了礼乐制度下亲亲相隐，刑不上大夫的好日子的大夫们怎么会愿意有个刑法在头上呢？

    因此他们之中立刻有人站出来了，大夫伯偃便说道：

    “宰相此言差矣。昔年，天下初立，周公制礼乐而治国家，国家始定，贵贱有序，君臣有礼。当其时也，天下虽不用法而自安。及穆王命吕侯作刑，礼乐崩坏，虽有严刑，国亦衰矣。”

    伯偃话刚说完，大宗伯公孙奉己也马上说道：

    “尝闻夏桀制酷法，而汤亡其国；殷纣制炮烙，而周灭其社稷。此二者皆用严刑酷法，而诸侯皆叛。且汤以七十里之地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故得天下者用德而不用刑。

    今宰相一边言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希望用德行教化来感化百姓，另一边却想用严酷的刑法来治国，礼和法本来就是相反的东西，今弃礼仪而求法，岂非乱国之道？”

    小白也没想到还没有讨论要制定什么法呢，现在却有一帮人出来鼓吹以礼治天下。难道他们不清楚这天下成了什么样子，光靠礼乐治天下，天下能够安定吗？

    再说了，周公制礼乐是不假，那他就没用刑法啦？刑法本身就是维持统治者威严的最好武器，怎么能丢弃呢？像孔子那样坚定地要求抛弃法律，坚持以礼和德就能治天下的人，那不也用刑来诛杀少正卯吗？而管仲却仍在与他们争辩论：

    “法者，天下之程式，万物之仪表也。圣人制法以制天下而惩奸邪，所以能牧领海内而奉宗庙也。

    凡治国者，一定要能够使用他的人民。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先王之治国者，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有法度制之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诈之以轻重。公平而无所偏，故奸诈之人不能误也。如无法，则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以毁为罚，这才是乱国之道啊。”

    眼见着管仲在朝堂上鼓吹的依法治国；伯偃和公孙正己等人主张以德不以法，继续按照礼乐来治理国家。双方人马各抒己见，讨论到底是法重要还是德重要。虽然大多数人都明白刑法的重要性，但人人都是趋善避恶的，当然不肯直接说严刑酷法就是要比道德感化要好。

    如果真的承认了，这岂不是证明自己的德行不足，只能用刑来威吓以维持自己的权威吗？所以即便是管仲也不像战国时的法家那样鼓吹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一样是重视德治和礼乐的重要作用的。

    本来这次朝会是要讨论如何立法，如何司法，如何利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的。现在在朝堂上却变成了德治与法治的辩论会了。现在的齐国要想重新强大，就势必要加强对国家的控治，也就是要用法来治理罔家，所以是个人都明白修定文法是必要的。

    虽说理是越辩越明，现在管仲和他们的辩论也算是为立法找依据了，小白也乐意让管仲多向群臣普及一下法律时作用和重要性。可如果小白和一众大臣们天天在这等他们辩论出个结果出来再去处理国政，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猴年马月呢？要知道这个德治与法治的纠缠可是一直持续了两千年，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小白和齐国等的起吗？

    因此，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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