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几年的生活中，我跟街里的小孩子玩，人家经常要提起自己的爸爸，每当此时，我就无话可说，我回来问我母亲：“为什么人家都有爸爸？而我却没有爸爸？我也要爸爸！您也要给我找一个爸爸！您也要给我找一个爸爸！”

    我母亲叔叔（小小刘二先生）的儿子在南口工厂上班，他是我叔伯舅舅，比我母亲大三岁。

    他有个工友的媳妇死了，他想把我母亲和他撮合在一块过日子，跟我母亲提了一次我母亲没有答应，他又跟我舅妈（他媳妇）说：“你跟三妹子好好说说，这个主儿不错，人老实，家庭人口也轻，嫁过去吧，嫁过去省得大人受罪，孩子也不受罪了。”我舅妈跟我舅舅的观点不一样，当时把我舅舅顶了回去，言道：“哪有你这样的哥哥，不教妹子“学好”，妹子要带三个孩子守着过吗，你却撺掇她嫁人，有你这样当哥哥的吗？”

    我舅妈把我舅舅顶了回去，我舅舅再不敢跟我妈提让她改嫁的事了，后来我舅舅把老家一个离婚的当家子老姑儿给这个工友说了过去，我妈和我舅妈本想，“这门亲事说好了，她们要做为这个老姑的娘家人去吃喜酒。”谁料想我舅舅把这个老姑领进了人家家，人家就住在哪儿了，当天就入了洞房，再也不回来了，弄得我妈和我舅妈喜酒没吃成。

    这个老姑儿和这个工友结婚后，工友被调去了西安，老姑也跟着去了西安。

    在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春天，我父亲找人把地耠上，苗出来了，我父亲带着我两个妈妈（二妈三妈）去地里薅苗，到了夏天，苗儿长高了，由于锄地是要卖大力气的，老头儿和女人干不了，我父亲用他开回来的那点微薄的退休金去雇人锄地，到了秋天，我父亲再带着我的两个妈妈去把地里的庄稼收回来。

    我父亲有病了，他指点着我大妈和二妈去找亲戚朋友把地耠上了，可是苗出来了，他已卧床不起了，没有能力带着我的两个母亲去地里薅苗了，我的几个母亲由于自己的老头子卧病在床，给他煎汤熬药，也无心思去地里薅苗，地里的苗儿没有定出棵儿来，到了夏天，阴雨绵绵的时候，草和苗一块儿长，到了秋天自然无有收成。

    我大妈把自己结婚时娘家陪送的五件瓷器，卖了五斗棒子（玉米）来度时光，可一家七口（算我婶子）五斗棒子能管几天呢？又把我们东院本来属于我叔叔的一块空房宅卖掉了，卖了十石小米，一石大约有一百六七十斤，十石一千六七百斤，我们家有八口人（算我婶子），一个人一个月假如吃三十斤粮食，那么这些小米能管我们一家人五六个月的生活，还是接不上新粮食下来，为了节约粮食，我大妈和我二妈一入冬就住娘家去了。

    我妈有三个孩子，家里还有猪、有狗，还有一个一天也离不了的老驴，这些长着嘴的活物都需要人伺候，因此我母亲是离不开这个家的。

    为何说那个老驴是一天也离不开哪？因为我们南桃花村没有水井，一家人吃的水要到离我们家二里地远的北桃花村北山根的“后井　”去驮，驮水要用这个老驴，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哄着老驴去驮水，是我父亲的事儿，我父亲走了，这个驮水的活儿，理所当然就落在了我母亲身上，因为三个妈她最年轻，他有三个孩子，她的人口最多，这两个理由使她不能不主动的去驮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大人没水喝，渴着可以忍一忍，她不能让她的孩子，没水喝，渴着，她不用人说，不用人管，不管多累也要把水驮回来。

    我稍稍长大了以后，看到妈妈哄着牲口去了一会儿，就能把水驮回来，我问妈妈：“水是从哪儿驮来的？”她说：“后井。”我不知“后井”是个什么样子，它怎么会有水呢？我嚷嚷着要跟妈妈去驮水，我已经有五、六岁了，不太远的道儿已经能走，妈妈拗不过我，上后井驮水带上了我。

    出了家门往北拐，上了一个大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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