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政府为了正确指导土改工作，派了许多经过培训的干部下乡。

    指导土改工作的干部以区为基层单位巡视、指导各村的工作，大村子还设了临时工作站，老百姓打官司、告状，要到区政府或临时工作站。

    可能是由于我们家干净，院子又大，区政府相上了我们家的东屋，在我们家东屋当了区政府下边的临时工作站。

    有一个区教育助理姓张，村子的人都叫他张助理，因为他没有闺女，他特别喜欢女孩儿，他让我姐姐叫他干爹，他到四里外的花塔去开会，他背着我姐姐去，背着我姐姐回来。

    区政府的人大多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们跟我们家的关系处得很好，我们家的三个妈妈和一个婶子，四个寡妇，他们不管他们岁数大小，统一称呼为“大妈”。

    由于院子里有了生人，由于区里人在我们东屋办公，母亲当时肯定喝斥和嘱咐了我们，我们不敢再在院里玩儿了，我们三个都到二门子外的门口去玩，和我们一块玩的，还有一个比我姐姐年龄大一岁的叫我和哥哥叔叔叫我姐姐姑姑的当家子姪女，还有一个比姐姐大两岁的西院儿的当家子姐姐。

    有一天，我们五个人在我们家二门子外晒着暖哄哄的太阳，琢磨着做什么游戏，忽然从大门外来了四五个穿制服留着分头的人，其中有一个个头儿不高，油光的面皮，方方的脸膛，梳着的分头贴在脑瓜皮上，他的身躯和他的脑袋一样，方正肥厚，我哥哥说了一句：“小胖子。”这个小胖子此时已登上了二门子的台阶，他扭回头来看了一眼我们，迈过二门子的门槛，进了我们东屋，办他们的公事去了。

    我们继续在门口玩我们的，一会儿进去的四五个人又出来了，那个小胖子站在我们五个人面前一本正经的说道：“刚才谁叫我小胖子来的？”我哥哥听见了那小胖子的问话，悄悄躲到我姐姐身后边去了，那个小胖子又说：“你们不说我也知道是谁。”我哥哥生来胆小，一听此话，脸胀得通红，眼圈也发红了，那个小胖子又说：“谁脸红就是谁。”哥哥的嘴抽搐着，很快要哭了。

    自此以后，哥哥看到小胖子来，他会噌的一下子跑回屋里去，不看到小胖子走，他是不会出屋的，那个小胖子听说我哥哥怕他，每每他办完了公事，看到了我姐姐们还有我，会对着我们说：“那个叫我小胖子的孩子哪儿去啦？”此时我哥哥在屋里，吓得会不得了，他把被卧垛上的被卧拽下来钻进去，此时我二妈会走出来跟小胖子说：“我们孩子已经怕你了，你就别吓唬他了！”小胖子听了，哈哈笑着走了。

    自从我们家当了区政府临时工作站，我们家就成了打官司告状的场所。

    北桃花村有个姑娘，有一米七的个头儿，长得杨柳细腰，细皮嫩肉，在一九四八年前嫁给了我们村。

    嫁给了我们村的这个小伙儿姓鲁行四，虽有大号，人们却不叫他的大号，都叫他鲁四，那个姑娘是如何嫁给了这个鲁四的呢？

    鲁四上面有三个哥哥，因家贫都未曾娶妻，眼看着鲁四也到了娶媳妇的年龄如哥四个都娶不上媳妇，鲁家就断了后，对不起祖宗，几个哥哥出去给人扛活，挣来的钱不舍得花一个子儿，攒钱置了几亩地，又攒了些钱，扬言给鲁四找个媳妇。

    此话，传到北桃花村于得利耳朵里，这个于得利，就是前面所说嫁给我们村那个姑娘的的哥哥。

    于得利二十岁时父母双亡，带着一个十岁的小妹子过日子，过了八年，妹子长到了十八，真真正正变成了一朵儿花儿。

    这个于得利本是个潦倒梆子，吃、喝、嫖、赌、无所不好，父母走了，没了管约儿，几十亩地，没有几年就折腾没了。这几年手头忒紧，憋得忒难受，忽一日，听说鲁四的三个哥哥攒了一些钱要给鲁四娶媳妇，于得利托媒人婆子上前“搭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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