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死后又发生了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彻底的决定了，我们一家两代人的未来。

    父亲自打熬上了“南口机厂”木工房工目，每月挣六十块钱的薪水，陆续置买了几十亩地，一九三七年日本进了中国后，父亲失业了，没了经济收入，可开销却加大了，兵匪肆孽，苛捐、杂税、徭役，遥遥无期，父亲没有办法，揭不开锅，只能卖地，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只剩下三十八亩地了，一九四五年生了我哥哥，一九四八年生了我，我和哥哥也算命好，生在了中国人掌握政权的年代里，但是国民政府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多大光明，经济崩溃，日泻千里，今日，借给人家一百块钱能买个驴，明日，人家卖了一个鸡蛋就能还上了你。此时父亲支撑的这个家庭，生活并未有多大的好转，竟管生活无很大的好转，竟管生活举步维艰，但由于有了我哥哥和我，他宁可三十晚上吃红高粱面压饸饹，初一早上吃红高粱面饺子，春种秋收的时候，七十来岁的人，带着他的两个年轻的老婆到地里重操他年轻时的旧业，薅苗、拔草、掰棒子、割谷，也不肯再卖他那三十四亩地（三十八亩地，一九四七年聘我二姐时卖了四亩）他要把这三十四亩地留给他的两个儿子。

    三十四亩地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刚记事的我一概不知，只对周围看得见的特别新奇，那时我五岁（虚岁一九五二年）我从炕上爬到柜子上，又从柜上“摆”到墙旮旯的桌子上，靠着墙旮旯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小柜橱子，小柜橱子做得很精致，高有尺半，宽有一尺，厚有半尺，打开两扇门，里边有三层，两块横隔板把里边的空间隔开，上边两层可直接放东西，下边的一层安装了两个小抽屉，里边可放更小巧更珍贵的东西。我拉开了柜橱的两扇门，还没等我拉下边的小抽屉，放在柜橱上层一包一包的东西都涌出抖落在桌子上了，抖落出来的东西在桌子上乱滚，是一颗颗黄豆粒大小的，绿豆粒大小的，高粱粒大小的，土黄色的园粒子，看着这摊在桌子上大小混杂了的园粒子，我不知所措，妈妈看到了，并没申斥，迅速的把我从桌子上抱到炕上。我问妈妈那是什么？妈妈告诉我：“那是你爸爸有病时没有吃完的药。”爸爸究竟是何物，在我脑海早已消失了，妈妈的言语又在我的脑子里勾起了爸爸这个慨念。

    当我的大脑和眼睛真正能联系起来，思索和搜索事物的时候，躺在炕上和坐在炕上第一眼看到的是墙上那大小不等的十个铜钩子，铜钩儿探出身子昂首向上；分上下两排，上边的一排大，下边的一排小；上排中间的那个钩子更大，如鹤立鸡群；上排的五个钩子和下排的五个钩子对称相连，镶嵌在一块宽有三寸，长有二尺的木板上；木板起着棱线，中间高，两边低，听母亲说，“这是父亲在世时，挂衣服和帽子用的。”父亲不在了，钩子上空了起来，维有一顶帽子，挂在中间那个最大的钩子上，帽子是黑呢子的，由于长期无人戴，上面落满了灰尘，妈妈说：“那顶春帽（礼帽）是你父亲的。”春帽上落满了土，无人问津。还有一把掸子也落满了土，那不是鸡毛掸子，而是布掸子，布掸子是这样做的，在一个一尺多长，大拇指粗细，一头大一头小，旋园了的的木棒上，小的一端，蒙上色彩不同的两块布，两块布，一块儿，一尺多见方，一块儿半尺多见方，用很细的绳儿把这两块儿布勒在木棒小头儿顶端的沟槽儿上，大块儿布

    在外，小块儿布在里，把木棒倒垂过来，就成为一个布掸子了，布掸子是父亲在世时，出门回来抽打衣服用的，如今父亲已不在世，它也被冷落在那里。父亲还遗留下了什么哪？挂在墙上的一块“寒暑表”，一根玻璃棒子镶在一木牌牌中间，木牌上两边刻着长短不一的横道道，玻璃棒子中间有个亮晶晶的柱子，谁也没有去动它，它却自己会来回走动，今天停在这个格格上，明天停在那个格格上。再一件父亲给留下的东西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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