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时，守卫东华门的一个护军，到了昌平州衙门，州官都要带着三班衙役，迎出衙门给护军叩头，因为大清国是满族旗人的天下，而护军是皇上的守门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端方死后，清廷很快倒台，民国政府很快就成立了。民国政府成立，旗人赖以生存的靠山没有了，旗人社会地位从天上掉到地上。而端方被起义军砍了脑袋，自是罪大恶极了，子孙们偎在家里，不敢出头露面。孙中山主张驱除鞑虏，复兴中华，又主张耕者有其田。端方虽有良田千顷，子孙也不敢催讨租债了。

    民国初年，旗人的生活举步维艰。燕京大学的社会学家，于1928年对附近一个属于京旗守卫营的村庄进行调查，他们发现2437名居民中承认是满人的不到3。旗人从前走到哪儿唯恐人家不知道他们是旗人，改朝换代了，旗人不但不敢耀武扬威了，更有甚者，怕人加害于他们，多隐瞒其出身。民国初年，许多满族旗人认为，他们只有放弃满族旗人身份，才能融入民国社会。当时，北京的一名医生是满人瓜尔佳氏，政府没有什么明显理由，只因为他是满人，就拒绝颁给他医生执照。他向内政部提出请求，要求改变身份，由大请国享有特权的旗人，变为汉民，并且用三个字的汉人姓名（李承荫）来代替原来的瓜尔佳氏。变更在1916年被批准，他马上就获得了执照。

    大清倒台后，满人失去了特权，原来当大官的满人们不得不变卖家产，而原来那些底层的无家产可卖，生活就举步维艰了。端方是个金石学家，酷爱收藏，他的子孙把端方收藏的一套商代青铜器以约20万两白银的价格出卖给福开森。后来这套青铜器存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端方死后　，他的儿子不敢再去乡下收租子，他在乡下的土地就归属了那些管理者，和耕种者。大宫门村马家从此就拥有了那三百亩土地。大清国时，马家每年收上来的租子钱，到时端方派人拿走，马家，只能当个过路财神，混个饭吃。民国了，收上来的这三百亩土地的租子钱归他了，自然要把这些钱派上个用场。遂后就买房宅盖房子，盖了里院盖外院，盖了外院，盖门楼，院子盖好了打家具，再就是买骡子买马栓大车，阳坊石根头定“碾子”，碾子拉回按上了盖碾棚，弄得家里是应有尽有，无所不有，万事不求人。吃喝穿戴，自然也讲究起来了。如此风光，过了二十多年，就来了日本，这日本人蛮狠不讲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马家先祖一线单传，到了此时有哥儿三个，老大、老二、老三，都有五十多岁了。这哥儿三个老大当家。马家在在大宫门村有三百亩地，村里就推举马家老大当了村长，日本人向他要钱要粮，而他交不出那么多，日本人就杀了他全家。剩下老二，再不敢当村长，当了一个平民。而老三娶了妻，到了五十多岁依然无子，绝户了。因此马家就剩下老二家这枝杆子人了。老二家有两个儿子。老大放荡不羁，老二也不愿意窝固在庄稼地里，马家管不住两个儿子，老爷子把老二通过人介绍到南口工厂里上班，工厂人多伴儿多，老二跟这里还真干了下来，老二跟着师傅学修火车，学徒三年，眼看着就要开上火车了，开上火车每天可挣一块洋钱，马老二的心情不错，整天介嘴也是笑瓢子似的。这马老二念过私塾，识文段字，聪明伶俐，待人热情。这时，在工厂活动的一个地下党找到了他，通过攀谈，让他在工休日，到北京买些药品交给地下党，这事干了半年，任务完成的很好。地下党跟他说：“你我也接触这么长时间啦，也不是外人啦，听说你们家有好多地哪，赶紧处理了它吧！将来的天下是的天下，主张打土豪分田地！我说的这些话可不是吓唬你啊！山里的老区早这样办啦！分地是早晚的事，你及早把它处理了丢掉那包袱吧！”在工厂上班的马老二听了这话，知道这个地下党是为他好，回家就找买地的人，找了些日子，仨钱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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