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最大的一次批斗会，是批判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批斗会，那是在南口工厂的大操场进行的，那个操场好大好大，至少要有二十亩地吧，那个台子搭的也好大好大，台子两边有大幅的漫画，一边是红卫兵拿着笔掷向正在狂奔乱跑的彭真，一边是工、农、兵手里拿着自己的工具和武器，齐齐对准了被踩在脚底下的彭真。

    那次来的人太多太多了，全南口地区工厂的工人、机关的职员、解放军，还有几个公社的农民

    批斗会有时在白天,有时在晚上。

    批斗会如果在白天，接受完了批斗后，四类分子们就要去参加义务劳动，义务劳动干什么？主要是清扫街道。

    我们这里是半山区，街道上有永远也清扫不完的石头子儿。

    五、六十岁和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和老头儿用竹耙子，把石头子儿搂成一小堆儿，然后由年壮一点的老头儿把它们抬到村外边去，在我们没有加入四类分子队伍时是这样，在我们哥俩加入了四类分子队伍后，往村外边抬石头子儿的这个任务的首选之人自然就是我们哥俩了。

    抬石头子儿是用荆条筐，荆条筐本是抬粪的，一筐粪有一百五、六十斤，而一筐石头子儿就要有二百多斤了，得亏我的肩膀早在喂猪时被泔水桶压出来了，抬石头子儿我并没有感觉有多吃力。

    全村的四类分子有二十多个，专门管理四类分子的机构“治保委员会”为了便于管理四类分子，在四类分子中设立了一个组长一个副组长。

    组长是个大个子，个头儿超过一米八，虽然当时他有五十七、八岁了，可是身体却异常硬朗，就是因为他有了这个异常硬朗的身子骨儿，他能带着大家去干活，才让他当了组长。

    副组长岁数更大一点，有六十多岁，他本是个身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的先生，可是却让他当了副组长，为何让他当副组长？是因“治保委员会”看中了他能“写”，四类分子交待问题时他能做记录。

    两个组长一武一文，一文一武相互弥补。

    武的虽然是武，但他甭管跟什么人说话都满脸堆笑，虽然他满脸堆笑，但没有一个人说他好，都说他是个“笑面虎”。为何说他是个“笑面虎”，因为他是个地主分子，说他是个地主分子，可他在南桃花村却没有一亩地，没有地，怎么还说他是地主呢？

    原来啊，他本来不是这个村的人，他是西边山里老解放区的，老解放区土地改革搞得早，土地改革的风声弄得他惶惶不可终日，听说土地改革不但分地还要杀人哪！而他哪？因为自己有几十亩山坡地，山坡地上又有些山杏、核桃，家里还有两头骡子，还有一头驴，完了秋，把自己的家里出产的核桃、杏瓤子，驮到南口果局子卖了，卖了自家的山货，又去搜罗别人家的山货，用自家的骡子再驮到南口果局子卖了，挣些差价，日子过得自是足不愣的，你家日子过得好，就蔫了吧叽的过得好吧，甭瞎招摇，可是他哪，天生是个爱招摇的主儿，而且是个“气人有笑人无”的主儿，免不了对着穷人瞎显摆，话里话外牙祭别人不会过日子，自己的人品自己知道，自己得罪的人自己更知道。一天晚上，一个至近的亲族告诉他：“贫农团开会啦！过一两天要斗你哪！你啊！早叠铺儿吧！”他听了这话不敢怠慢，夜里起来，把骡子和驴的四个蹄子用棉花裹上，外边包了些布，用绳子把布牢牢的捆在牲口蹄子上，让大人孩子骑在牲口上，鸦雀无声的走出了大山沟，翻过一道梁又一道梁来到了南桃花村，南桃花村离南口敌占区有七里，那里住着国民党暂编第三军，他知道这里已不是的管区，于是他就租房住在了这里。

    他带出来的钱是有数的，一家子六七口子人张着嘴要吃饭，他知道坐吃山空海要甘，于是他卖掉了一头骡子，打了一挂“铁瓦车　”，有买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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