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干涉介入,中国在外国的帮助下最终战胜日本。
最后一种则是和平救国论,这部分人的想法就有些可笑了,他们认为中日战争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日本也难于忍受长期的消耗战,所以日本不能灭亡中国,不得不与中国进行停战和谈。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响应和谈,尽快结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破坏性巨大的战争,减少中国国力的损失。
而最后一种理论在国民政府内部是很有市场的,因为信奉和鼓吹这种理论的是国民政府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此人在国民党内部可谓是位高权重。
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和放出和平的气球,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国民党内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
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所以国民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平工作”。
不过蒋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战到底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汪精卫等人的“和平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中日战争的结局留一条后路。所以蒋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和平工作”的官员,使汪精卫的“和平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汪精卫我们都很熟悉了,他除了在缔建民国时有过一段辉煌,后来的历史一直是忽左忽右反复无常。他个人的领袖欲极强,野心勃勃,但在政治斗争中始终不是蒋的对手,这是他一生引以为憾的事。而这场该死的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又一次感到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
就在中日双方相对无事的这段时间,就在双方都在舔伤口准备再战的时候,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堪称地震级的政治事件,汪精卫逃了。
汪精卫真的逃了,甚至于连国民党二号人物的身份也不要了,直接逃离了重庆。
汪是从昆明逃离中国的,当时从抗战后方重庆外出的道路有两条,一条由重庆飞香港,很捷便,但太冒险,像汪精卫这样的大员,军统局那都是时时刻刻关注着的,一旦汪有出逃的迹象,老蒋不会坐视不理的,所以不太安全。
而另一条是经昆明赴国外,先到安南(今越南),再图北上。这后一条路比较安全,但问题是首先要征得龙云的同意,才好行事。
在这之前,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就以视察抗战后方为名,分别到各地看看。到了昆明她见了龙云,谈汪精卫在重庆徒拥虚名,对国家无可贡献,很想换换环境;再谈抗日战争旷日持久,蒋介石总以非嫡系军队作牺牲,即使若干年后抗战结束,共产党势已坐大,西南风云恐亦变色了。
这陈璧君是个天生的演员,放在现代那绝对是一个奥斯卡影后的材料,在和龙云谈话的时候是边说边哭,龙云为之动容,向陈保证,如果汪先生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
因为事先陈璧君已从龙云处得了这颗定心丸,所以这次汪精卫等决定取道昆明。先是周佛海、陶希圣假名到各地宣传抗战去昆明。继之,汪精卫亦称要赴各地作抗战演讲,由原改组派骨干、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为他购买机票,于12月18日带了陈璧君、曾仲鸣等飞昆明。
第二天,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由昆明乘坐龙云代包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直飞河内,从此搞出一幕日本人提线的降日卖国、历时六载、终于幻灭的历史丑剧。
汪精卫出逃对于国民政府打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汪的个人威望虽然比不过蒋,但是此人在国民党内部权力还是非常大的,二号人物绝不是白叫的,此人出逃在国民政府内部造成了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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